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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原张国焘卫队长何福圣口述:带刀侍卫(一)

菊剑来自:西藏自治区 山南地区 加查县 时间:2018-11-09 08:58 影响: 16728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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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原张国焘卫队长何福圣口述:带刀侍卫(一) 原文作者:Paul
或许是因为缘份,在今年召开的重庆市政协全会上,市府参事室一位列席此会的老参事(前国民起义将领)对我说:
“小罗,你是专门写文章的,我给你介绍一位老人,保证你能从他身上写出篇大文章来。”
“谁?他是干啥的?”我问。
“他叫何福圣,从通江来重庆看望儿孙的,过几天就要回去了。他跟了张国焘六年,从警卫员一直干到内卫排长,张国焘叛逃时才在西安火车站和他分手。”
我一听大喜过望,当即向老参事表示希望能尽快地与他见面。
在老参事的帮助下,第二天我即“逃会”赶到了重庆下游的望江机器厂,并末费力,便在一片宿舍区里找到了何福圣老人。
除了中饭后老人略微休息了一下,我们摆谈了几乎整整一天。
但,这还远远不够。于是,待会议结束后,我即随老人一块去了通江竹峪关,在老人家中住了五天。老人从红军时期开始直至抗战期间曾侍卫张国焘六年之久,张叛逃时才与其分手,其间充满太多的神奇色彩。老人娓娓叙述了他在张国焘身边时的亲历亲闻亲见:当年许许多多的追随张国焘出生入死的红军将士,经历了怎能样苦痛的磨难;在长征途中巳身居红军总政委要职的张国焘,野心急剧膨胀,怎样以兵变的方式抢夺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几乎断送了整个革命事业;尔后又如何遽然背叛他曾舍身相投的革命事业和理想,只身投向敌营……这位历史见证人翔实的讲述,使我感到惊心动魄,恍若自身也经历了几十年前的刀光血影风云变幻,见识了活生生的而不是纯粹政治意义上的张国焘其人。于是,我便提笔写下了以下末作任何虚构的文字……
我满十岁那年开始拜师习武……真拳实腿,招招着肉,我们身上脸上常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为师兄兼射击教师爷黎清财报仇雪恨,我第一次参与了血腥的杀伐。
我叫何福圣,是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出生的。老家河南省光山县仁和集,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之地,当年也算个热闹的去处,有大小店铺四十来家。我爹何玉渊在当地是个小有名气的草医生,在集上开有一家酒局,医治跌打损伤 、恶疮杂症,生意不错,家里还算殷实。爹对我要求很严,六岁时就送我上私塾,从《百家姓》、《三字经》发蒙,回到家里,还教我点拳脚功夫。鄂豫皖交界地方地处僻荒远角,盛产毛竹、桐油,也出大烟和土匪。因此自古来民风勇武,是男人都会几下。闲了,爹还教我认草,学推拿按摩,背《汤头歌》。这点肤浅的医道,没想后来竟派上了大用场。
我满十岁那年,爹在堂屋里摆上酒席,让我拜邱固元为师,随他习武。
邱固元师承僧门高手,前朝时曾在清军黎元洪标下当过武术教习,民初又在林铁庵的第五师里担任过营长,后来回到仁和集买下裕丰华货栈老板、仁和集商会会长刘清汉在南场口外的一处宅院,开设私棚(武馆),收徒传艺。邱固元拳脚器械无一不通,内功尤为了得,曾在一个赶集日里当街一拳打死一头疯水牛而名声大噪。
拜师这天,我家洁净的小院里,一张八仙桌上摆满了鸡鸭鱼肉,虽然味道不及省城里的大餐馆,却也是大盘大碗,地道的农家风味。十二位师兄也全随师傅来了。按照武行规矩,我趴在地上向邱固元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
师傅端坐椅上,仔细看了一下我,才徐徐说道:
“文以评心,武以观德。打拳学功夫,第一要讲武德,福圣,懂么?何谓武德?就是要尊师重道,敬长爱幼,除贪祛妄,戒忌狠,而切戒恃强凌弱,见利忘义……”
师傅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长串,见我神情懵懂,似还不能理解,遂转过话题说道:
“福圣,让我先看看你的拳脚吧。”
我自小随父练武,自以为巳算个会家子了。当下不慌不忙走到院坝中间的空地上,凝神调息,猛然一跺脚步,“唰唰唰唰”地打了一套南派“黑虎拳”,出拳中不时以气催力,“嗨、嗨”怒吼,收式后,弯腰低头,双手垂立,按照父亲先前教好的话,恭敬说道:
“徒儿功夫浅薄,还请师傅指教。”
师傅侃侃言道:
“你的拳虽然打得劈哩啪啦,虎虎生风,但不过像戚继光所斥责的‘周旋左右,满片花草’而巳。为啥呢?因你行拳走步,旁若无人,全无攻防意识,唯求显技逞巧。这样的花拳绣腿,如果拿到江湖上跑滩卖艺倒也罢了,但离上乘功夫就差得太远了。”……
我自从进了私棚,吃住都和师兄们在一起了。私棚是“流水席”,不时有人来,也不时地有人走,走的人有的是吃不了这份苦,有的则是学得了几分样子了,拿着师傅的举荐信到大户人家当保镖护院去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去当兵吃粮的。
师傅对徒弟们要求要极严,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从不懈怠。徒弟们每日凌晨四时许就被师全用竹鞭赶下床,或在河畔溪旁,或在竹下林中,专门练习内功。弓箭步、四马平步、含机步……十趾抓地生根配合吐纳呼吸,一站就是一炷香的光景,再换步练习。师傅也时常前来指点。
早饭后,众位弟子听师父讲解拳理,也间杂讲些江湖趣闻、武坛掌故。至十时又练功。
师傅授徒,重在搏击实用,所以拧筷子、扯钉子、提坛子、甩石锁、滚铁桶、插沙桶成了每日必做的功课。下午的“散手”,师傅要求真拳实腿,招招着肉,我们身上脸上常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师傅在场子边上架起一口煮牛肉的大铁锅,终日热气腾腾,我们随时可捞肉吃、舀汤喝。就这样大家仍然经常觉得腹中饥饿,体力消耗之大,由此可知。
我师傅有一门硬功绝技“铁沙掌”,木桶里装满河沙,然后左右手交替向沙子内插去,功夫越深插得越深。师傅一声“嗨”,能一插到底,练习此功苦不勘言,不消数日,十指鲜血淋漓,皮翻肉绽。我在武馆六年,一日不曾断过,到我参加红军时,十根指头巳练得齐崭崭像鼓棰,皮肉又粗又硬反将指甲包盖住。十字如钻,竟能以掌穿墙,连师兄们见了,也都心惊。
我在邱固元手下足足学了七年功夫,庭院中一株大槐树,竟被我们活活打死。这时,我巳长成个高大壮实的小伙子,而且功夫在三十多名师兄弟中也算得佼佼者,粗如胳膊的寿烛,我一拳挥去,烛火离拳尺余便倏然熄灭灭。胸前最薄弱的剑突处,可以承受两人抬起圆木的猛烈撞击。拉开架式,三条壮汉也难以近身。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上海发生了一件大事,蒋介石背叛革命,向围巾人突然挥起了屠刀,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的反动民团也大开了杀戒。
当地的围巾人不甘心束手就擒,任人宰割,纷纷拉起了武装,啸聚山林。这片历朝历代的三不管地区顿时声遍野,血雨横飞。
如此纷乱动荡的局面下,各集镇村寨也纷纷组织起保民团,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深沟高垒,严防遭到外来势力的侵袭。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杀个人真像是杀只鸡宰只兔一样平常。老百姓对死人见惯不惊,人性中残忍的一面也因这一特殊性而轻容易地被激发了出来,邻里吵架,动不动就抡刀动;鼠狗盗之徒,被抓住后也常常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活活打死。
这年的五月,围巾先在河南举行了商南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九月又在湖北发动了黄、麻起义,后来,这支武装在黄梅县考田镇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到一九三一年三月,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在河南商城南部地区合并为红四军。红军攥指为拳,大大增强了作战能力,并以七里坪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各地反动武装或被歼,或逃遁,或凭险据守。
过去以保民护境为己任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态度的保民团,也都面临着打红旗或是打白旗的选择。以前这里一直属于三不管地区,土匪多如牛毛,地主富商纷纷拥兵自保,连普通商号都养有两三个丁。红色势力一强大,国民急忙派大军前来剿灭,各地保民团态度毕现,泾渭分明。
我师傅因武功高强,门徒众多,在地方素负众望,也被公推为仁和集保民团团总,手下有保丁二百余人,四十余支。
当上了团总,肩负起全镇人的生死安危,曾经在外面闯过大码头,操过大场伙的师傅,也注重起派头来了,密门对襟换成了长袍马褂,进出都有滑竿代步,而且还挑选出几名徒弟做保镖,外出时挎着短威风凛凛地跟着师傅的滑竿跑。
我虽年未弱冠,但因武功出众,也被师傅提拔为保镖,整日不离师傅左右。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徒弟们除了每日照常习武,还增加了军事技能,尤其是射击、投弹、剌杀、擒拿的训练。
就在这一年的冬月里,国民军队开来围剿红军。保民团是以保境安民为重任的,过去既不招惹红军,也不得罪白军,而这次白军大部队一开进山来,就逼着各地保民团表态,究竟是打白旗还是打红旗。象商南沙窝镇的大土豪顾敬之(老百姓称他叫顾三毛子),人上千,就投向了国民,成了红军的眼中钉肉中刺,给红军造成很大的麻烦。
后来红军粉碎了白军的围剿,掉过头来决心将顾三毛子连根除掉,曾中生、余笃三派了红四军中的两大主力徐向前的第十师与许继慎指挥的第十一师三十团去商南征讨,可谓用两把牛刀杀一只鸡。谁知却连吃了败仗,直到后来红军失利后撤出鄂豫皖地区,也没能把顾三毛子打掉。
原来,这顾敬之之所以能打败红军,全靠着他的一个亲侄子顾鲁丞。
顾鲁丞原是员,被派往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后在苏联大清洗中被牵连进了托派小集团,差点儿掉了脑袋。
受此惊骇,顾鲁丞回国不久,便脱回到了家乡,被他大伯顾敬之倚为臂膀。叔侄俩采用围巾的一套作法,在管辖区里实行了减租减息、助贫会等一系列措施,居然将顾的管辖区建成了远近闻名的“清区”。
“清区”相对其它地方而言,社会秩序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庄稼也盘得比其它地方的好得多。所以红军打来时,老百姓大都站到了顾敬之一边,跟着顾敬之上了高家寨。
高家寨是顾家及沙窝镇的几户望族祖上合资建成的一处躲避兵灾匪患的堡垒,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小镇。
从远处望去,起伏的丘陵中异峰突起,小镇恰似搁在峰尖上的一条船。山顶古老的城墙环绕着一个同样古老的小镇。而小镇的四周皆是陡峭的绝壁。
我们那批徒弟中,师傅最得意的弟子当数我和黎清财。我和清财的关系也好得来如同亲兄弟一样。
清财家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六台山中。六台山方圆一百五十多华里,山上森林浓郁,奇峰突兀,山下有一条山涧,涧旁有一独峰,名尖石岩。距尖石岩约两华里,有一名为青石板的村落,住着二十多家猎户。村民通往山外只有两条羊肠小道,一条行五十余华里可达山外的河南的小镇斑竹园,一条行八十多华里可到湖北巴水上游的松子关。
黎清财的家,就在青石板,祖祖辈辈靠在山中打猎为生。黎清财母亲早亡,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丢给了丈夫黎昌兴。
黎昌兴,是六台山中远近有名的猎户,人称黎老腊,因在家中碾制火时不慎爆炸,将左眼炸瞎。黎老腊之有名,并不在于他本人有何了得,而在于他有五个了得的儿女。老婆死后,兄妹五人随父打猎,六台山中,无处没有他们的脚迹,攀悬崖,钻山洞,连山羊不敢走的路他们也敢去,儿女们全都练就了一手好法,特别是老二黎清财可以双并举,左右开弓,弹无虚发。清财的妹妹黎九香,自小随父兄在荒山野岭长大,不单法好,人也长得乖俊伶俐。
我师傅平生有两大爱好,一是吸鸦片,二是打猎。这年初夏,师傅带着我们十几个徒弟进六台山去打猎,中午路过青石板,便在黄老腊家中吃午饭。因人多屋子里呆不下,大家就把桌子搬到外面坝子上吃。正吃,突地听得一声响,把我们全都惊得跳了起来。原来,是黎老腊的二儿子清财看见有只耗子跑到锅台上,他顺手摘下墙上的,一便将耗子打落地上,锅台却毫无损伤。师傅问清缘由,马上请这位神手到他的私棚里当射击教习。黄家父女早闻我师傅大名,得到这份美差,自然高兴万分。
黎清财那一年才二十岁,与大哥清相,三弟清美均巳讨了老婆。得到师傅邀请,当即收拾衣物,背上猎,随我们一同在山中打了几天猎,然后一同来到了仁和集。
如此,黎清财在私棚中的身份是很特殊的,既是我们的射击教习,又是我们的师兄,因为他也巴心不得借此机会,跟师傅学几招拳脚功夫。
就在黎清财来到私棚大约才三个月左右,他家中发生了一桩大事,因为这件事,使我们的私棚,也卷入了一场血腥的杀伐之中。
自从国民夏斗寅的二十五师开进六台山围剿红军以来,斑竹园的镇长许厚斋便有恃无恐,假借征粮派款为由,对老百姓敲骨吸髓无恶不作,弄得众人怨声载道。
这年的七月,赶场的山民从四面八方汇集在斑竹园镇狭窄的独街上,黎老腊和幺姑娘九香背着獐子、山羊、兔子皮到镇上。刚走到场口,看见赶场的人跑的跑,躲的躲,喊的喊,乱哄哄的一团。
黎老腊父女随着人流来到镇公所前,看到几个团丁在一个头目的率领下,见年轻的男人就抓,黄老腊正想避一避,恰遇镇长许厚斋和团总吴邦福从镇公所出来。许厚斋一见黎九香,顿时双眼放亮,光天化日之下居然上前去堵住去路,厚皮涎脸地动手动脚。
黎老腊常来斑竹园赶场,自然知道眼前之人是当地恶神,得罪不起的,遂忍气吞声,求曾多次买过他猎物的吴帮福帮着求情,然后拉着女儿转身就是一趟,连兽皮也没卖,就匆匆出镇回了家。
吴邦福见许镇长当街失态,遂在许面前献殷勤,说道:
“镇长要个姑娘,还不像到田埂上扯根野葱一样的容易。这黎老腊我是认识的,不过是青石板的一个猎户罢了。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好了。”
几天后,吴邦福坐着滑竿,带着几个背着驳壳的保丁来到青石板黎老腊家,要黎家出一名壮丁。黎老腊赶紧拿出几张上等皮子,求他通融一下。黎家一屋大小,也围在旁边说好话。
吴邦福却拒绝收礼,板着脸说:
“这是公事,你家本来应当二丁抽一的,看到你我多年老朋友的份上,抽一个不算多吧。”
老三清美见久求无效,也恼了,直言不讳地说:
“吴团总,你不也有三个儿子么,为啥一个也不抽呀?”
吴帮福眼睛一鼓,说:
“我的娃娃虽然没有抽,可我是拿钱顶的。”
黎老腊也急了,说:
“吴团总,你能拿钱顶,那我们也拿钱顶。”
吴帮福见事情要搞砸,赶忙将黎老腊拉到一边,轻言细语地说:
“你和其他人不一样,不出钱也行的。我实话告诉你吧,许镇长对你家幺姑娘有了意思,想弄过门去做个小,如能结下这门亲事,不仅你家可以免抽壮丁,还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呀。”
黎老腊强咽下怒气,冷冷地说:
“吴团总,许厚斋是何等人物,我这穷猎户哪里高攀得起?能拿钱顶,我还是拿钱打发的好。”
吴邦福无奈,只好说定,三天之内在镇公所交大洋两百块。
三天的期限眨眼间便过去了,这天,由黎家老大清相和老三清美、老四清远带着全家打猎多年所积、加上向邻里东借西挪凑集的两百块银元,到斑竹园交壮丁款。
等他们进得镇公所大门,许存斋和吴邦福早巳在厢房等候。
黎光相道:
“三天前与吴团总说好,出钱就不出丁,今天我们把钱带来了。”说罢,将两百块“袁大头”掏出放在桌子上。
未曾想到,吴帮福却突然变卦,故意做出很惊讶的样子说:
“你们拿这两百块钱来干啥子?我和老腊不是说定四百块吗?我看他恐怕是人老耳聋听错罗。”
黎家兄弟不服,大骂吴帮福言而无信,和他粗声大嗓地争吵起来。
许厚斋却不说话,在一旁闷着声抽烟。
这时,早巳埋伏在外面的几个保丁闯了进来,不容分说,将老四清远用绳索捆住,拉起就走。老大老二上前阻拦,却被保丁们用托打出。
半月之后,忽然睛天又响起一声霹雳,清远在壮丁营中不堪折磨,在被送往湖北麻城的途中冒死逃出,被押送人员抓回后用乱棒打死。
噩耗传来,黎老腊一家悲痛欲绝,却又无可奈何。事过之后,黎家以为人巳死了,钱也出了,可以过几天安稳日子了。可没出一个月,师管区一个连长带着十多个士兵,由吴帮福带路,又来到了青石板黎家,口口声声说:
“黎清远当逃兵处死,属罪有应得,不能抵壮丁数,黎家必须再补抽一名壮丁。”
黎家男女老幼一齐哭号起来,哀求镇长团总和兵爷们看在父亲眼瞎,母亲早亡,四弟刚死的惨境,高抬贵手,免抽壮丁。
吴帮福装出满面怜悯的样子说:
“老腊呀老腊,我上次进山来就跟你说得明明白白,不出钱也是可以的,只要让你家幺姑娘今天随我下山……”
话音刚落,光相在一旁将桌子猛地一拍,怒喝道:
“你们安起心不让我们活,日你个娘,老子今天就和你们拼了!”
光相还未来得及动手,那连长早巳将短掏在手中,对着黎清相大声吼道:
“谁敢动,老子一崩了他!”吼罢一挥手,众兵丁将口一齐对准了黎家老幼。随后,他们如狼似虎般将黎家人全部赶出门外,跑进茅屋翻箱倒柜,豹皮褥子、獐子肉、麝香、野鸡、腊肉被洗劫一空。临走时还放起一把大火,将黎老腊家的十几间茅草屋眨眼间化为一片灰烬。
待这一帮恶徒离去后,黎老腊一不做二不休,带着阖家老幼十一口人收拾起残锅烂碗,搬进了尖石岩上的一个溶洞。
这个地处尖石岩半腰上的溶洞,前窄后宽,内空有一百多平方米,洞内有一条常年不断的阴河。洞口离地面有十多丈高,四周全是悬崖绝壁,无路上下,只能用一根粗绳滑上滑上,进洞收绳,出洞放绳,一夫当关,万夫莫上。
黎老腊一家搬进洞子后不久,又在洞外挖穿了一条通往洞顶的秘密通道,一是用于上后山开荒种地,二是在紧急情况下作为退路。这条路十分险峻,中间要搭一块两米多长的木板才能过去,平时也是出洞搭桥,回洞收桥。
青石板的乡亲们都十分同情黎老腊一家的遭遇,平时送这送那,还主动为黎家卖兽皮,买油盐,一有风声就给黎家通风报信。黎家兄妹白天打猎,晚上种地,躲躲藏藏地渡过了两个多月的时光。
黎老腊一家几经浩劫,看到了世道极不公平,长期凝积聚的胸中怒火,驱使他们决心要报这杀亲毁家之仇。
一九二七年的一个秋夜,黎老腊带着两儿一女持挂刀,悄悄地出山来到吴帮福的老家大庙乡镇的土门杠,越墙进了吴家院子,恶狗汪汪叫着扑了上来,黎老腊将早巳准备好的土炸弹丢过去,恶狗紧紧咬住,“砰”地一声,狗吠声消失了。
吴邦福的大儿子吴承义听到响声,懵懵懂懂地下床,刚打开门,黎老腊手起一刀,当头砍下,吴承义连叫也没来得及叫一声,就一命呜呼了。赓即又是一声响,穿过了吴承义婆娘陆花容的大腿。陆花容刚刚叫出一声,黎老腊巳经一托下去,将她脑袋砸开了花。
与此同时,黎清相、黎清美与黎九香一拥而入,见人便砍,逢人便射,将吴邦福的老婆和另外两个儿子全部斩尽杀绝。黎老腊与三个儿女寻遍各屋,终不见吴邦福踪影,随后将金银细软洗劫一空,将院中堆码的碗豆梗,麦草搬入屋中,放起火来,才匆匆返回了山洞。
时在斑竹园的吴邦福得知全家被斩尽杀绝,捶胸顿足,当即剁下左手小指,发誓要报此深仇大恨!
自从黎老腊报仇杀死了吴团总阖家老幼,烧毁了吴家大院后,惊动了各地的土豪劣绅,尤其是大庙乡和斑竹园两镇的大户人家更是紧张得如同惊弓之鸟,纷纷要求除掉这个“罪大恶极”的黎老腊。为此,各地乡镇保民团给黎老腊加上“土匪”的罪名,许厚斋和吴邦福也多次率斑竹园保民团到尖石岩围剿,都因地势险恶,未能得逞。在行动中反倒遭到黎老腊父子兵的袭击,死了两个保丁,丢了几支快。
这年冬天,国民商城县长汤子玉任命斑竹园镇镇长许厚斋兼任该区剿匪大队大队长职务。责令他尽快将黎老腊一家剿灭。
巳遭多次失败的许厚斋和吴邦福,这次精心策划,并与湖北松子关保民团团总陈竹勋联络,制订出“上下夹击”的计划。他们组织了一百二十余人分两路夹击黎老腊,一路由吴帮福带领从斑竹园前往尖石岩,从正面攻击,一路由陈竹勋率领保丁从山背面翻上山洞顶部,从上往下打。
黎老腊一家经过几次剿杀,此时巳是“全民皆兵”,连两个媳妇和一个十来岁的孙子也都拿起来和围剿者射击。
与前几次一样,吴邦福率领保丁刚一进入青石板,乡亲们便将消息送到了黎老腊耳中。老腊自不会坐以待毙,马上携马刀,猎和快,由秘密通道上了山顶,躲藏在密林中视着周围的动静。
天快黑时,陈竹勋带着三十多个保丁,气喘吁吁地翻过冰雪复盖的六台山顶,向尖石岩方向而来。到了洞顶以后,陈竹勋即吩咐保丁们刨雪,打炮眼,砍树木。
陈竹勋正在指挥保丁们忙碌,突然,只听“叭”地一声响,陈竹勋的呢帽应声落地,顿时吓得他一骨碌滚到旁边的树丛里。紧跟着又是“叭、叭”两,两个站岗的保丁“噗”地倒下了,其余保丁吓得魂飞魄散,有的丢下钢钎二锤就跑,有的吓得趴在地上瑟瑟颤抖,有的拿着乱放,替自己壮胆。
洞口下面的吴邦福早在等候山顶上的动静,忽然听见上面响,吴邦福大喜,正欲下令保丁们搭云梯爬岩,忽地又听见山顶上响起了锣声——这是陈竹勋发出的撤退的信号——情知是陈竹勋遭到了黎老腊的袭击,巳经跑了,只好命令保丁们往回走,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斑竹园。
这一仗,“黎家军”只放了三,便缴获了汉阳造两支,手榴弹四枚,钢钎、二锤共二十多件。
一九二八年开春,许厚斋、吴邦福呈文上报国民商城县府和信阳专署,列举黎老腊犯下的“滔天大罪”,要求派兵剿灭。信阳专署决定成立“商城县联防指挥部斑竹园指挥所”,由许厚斋负责,以便他有权指挥全区各集镇的保民团,协同剿灭黎老腊。
斑竹园国民区分部、乡保人员、土豪劣绅在许厚斋的主持下,召开了一天秘密会议,定下“剿黎方略”。
一天,黎家兄妹正忙着准备春播,忽然有个农民打扮的人,在洞下喊他。黎家人观察了一阵,见洞下只有一人,后面并无埋伏,便放绳下崖,由粗识文墨的老三黎清美前去与他见面。来人说是区公所派来送信的,另外还带来两百块银元。信的内容主要是:政府要同黎家父子和解息事。条件是:一,肯定黎家属良民百姓,不是土匪;二,黎老腊所交壮丁款银元两百块如数奉还;三,所烧茅草屋在青石板新建十四间瓦房赔偿;烧毁的家具什物,一律折价赔偿。
黎家人收了信和银元,却仍是将信将疑。
几天后,乡亲送来消息,果然有许厚斋派来的人在青石板动工修建新房了。几十个民工,挖的挖,夯的夯。大约一个月后,十四间土墙瓦房果然在黎家原来的屋基上立起来了,区公所派人通知黎老腊,择吉日古历三月二十五日乔迁新居。
老腊一家犹豫不定,既希望事情能如此解决,又担心其中有诈。最后决定先答应搬家,再作进一步打听,确实无诈,再搬家。
二十四日,黎老腊一家在洞内忙着捆扎家什,为搬家作准备。
这天半夜里,青石板一个叫汪常柱的猎户准备上山去安“铁猫”(一种狞猎工具),刚从床上起来,听见外面有脚步声,他从门缝里往外一看,朦胧的天光下,只见幢幢黑影往黎老腊的新屋方向窜去。
王常柱心中一紧,有心要弄个明白,待黑影走过,遂轻轻将门打开,尾随黑影而去。待前面的黑影停住,他便在路边一棵大树下隐蔽着,只听到黑影中有人说;“新屋到了,现在离天亮还早,各班原地休息。”王常柱心里豁然醒悟,急急绕过小路去尖石岩给黎老腊通风报信。
二十五日这天,许厚斋、吴邦福派了十多个民工敲锣打鼓地到尖石岩接黎老腊一家。
快到洞口时,老腊父子三人手持快突然跳出林丛,将一横拦住众人去路。
民工们一见老腊父子杀气腾腾,吓得跪倒一大坝,哀求饶命,并言他们只不过是吴邦福雇的民工,对其中奥妙,全不知情。
老腊也不为难他们,决定将计就计,与清相、清美假扮成民工,或拿鼓,或提锣,向青石板而来。在距新屋约两百米处的灌木丛中,老腊父子发现了埋伏的保丁在蠕动。父子三人做了个眼色,“叭、叭、叭”三,来了个先发制人,两个保丁惨叫着倒下了,埋伏队伍顿时乱作一团,四处逃窜。
许厚斋、吴邦福听到响,和一群保丁从新屋里跑出来高声喊:
“什么事?出什么事了?”话音未落,又是两打来,一个班长被打死,一个保丁被打掉了一只耳朵。许厚斋和吴邦福知道事巳败露,放出信号弹,几路伏兵纷纷向斑竹园方向撤去,精心策划的“瓮中捉鳖”的计划遂告失败。
许厚斋、吴邦福同黎老腊父子多次较量后,自知难操胜算,便与驻扎在中和镇、李市坝的国民二十五师相勾结,把师长胡炳璋请到镇公所密谋消灭“黎匪”之事,还说黎老腊祖辈均在在六台山中为匪,抢了不少金银珠宝,洞穴中还有不少鸦片、弹,并奉上大洋五百元,并许诺事成后另当重谢。
胡炳璋见有利可图,便派了三营长王善祥去执行这一任务。王营长领命后,又多次与许厚斋往来,许也给了他一百大洋和一些鸦片。几天后,王营长派了一个侦察班到尖石岩一带察看了地形,在镇公所研究了攻洞方案。
七月十六日,青石板一带从早便戒了严。天黑后,王营长的士兵在尖石岩周围分布开来,在一个与洞口遥遥相对的山包上安置了轻重机、平射炮。一个连的士兵抬着几架长长的云梯放到了洞口下。
次日拂晓,四十八发平射炮弹射向了洞口,将洞口处炸塌,平射炮刚一停止发射,十多挺轻重机又一齐喷吐出火舌,打得洞口处碎石飞溅。此时,洞口下的士兵也开始行动,一架用好几架云梯捆扎起来的长长的云梯伸到了洞口处,士兵们顺着颤颤微微地梯子往上爬。一个士兵好不容易爬到洞口,刚一露头,从洞内射出一颗,那个士兵尖叫着摔了下去。第二个士兵先举后露头,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
就在这时候,旁边一架长云梯也架好了,爬到洞口的士兵先将两颗手榴弹甩了上去,炸燃了洞内的小油缸,洞里“轰”地一下燃了起来。
王营长在洞下高喊道:
“黎老腊,投降不杀!”
黎老腊父子回答的是一顿臭骂。
这时,一挺轻机伸了上去,向着洞内一阵扫射,洞内却是悄无声息。
王营长在洞下不知洞内情况,命令爬上洞口的几个士兵迅速将事先准备好的硫磺、辣椒、稻草、树枝堆起来,点燃后,掩上泥土,用簸箕向里面煽风送烟,一股呛人的浓烟窜进了洞内,从早到晚整整熏了一天。
第二天士兵们清洞时,发现洞内四壁和家什等巳成一片漆黑,洞底躺着黎老腊、黎清相、黎清美、黎九香,以及两妯娌和他们的后代三女一男共十二口人的尸体。他们全都是被硫磺和辣椒燃起的浓烟熏死的。青石板的乡亲们就在洞脚下挖了一个大坑,沉痛地安葬了这一家老小。
猎户汪常柱也当即出发前往仁和集,给惟一还活在人世的黎家老二清财报信。
黎清财得此噩耗,恰似惊雷击顶,向着六台山方向双膝跪下,连磕十余个响头,发誓要杀死许厚斋、吴邦福,报此血海深仇!
我们一帮师兄师弟也情绪冲动,要随清财前往六台山,助他一臂之力。
师傅是个极重义气之人,也比我们这帮毛头小伙子有脑筋。他说,许厚斋、吴邦福眼下和官军站在一起,我们就这样提舞棒地跑到六台山去找许厚斋、吴邦福拼命,官军岂能袖手旁观?血海深仇,当然要报,但必须等待时机。
没过多久,机会果然就来了。
商南沙窝镇的顾敬之做五十大寿,国民信阳专署在报上登出了祝寿电,对顾敬之的反共业绩大加表彰。不仅商南,光山、潢川、固始、淮宾、息县,甚至连湖北、安徽一侧的商贾大户也都争着到沙窝送礼祝寿。
顾敬之的寿期定在古历六月初三、初四、初五三天,师傅料定许厚斋与吴邦福届时必然会去沙窝,而且也不会带多少武装,便与徒弟们商议出了智擒许、吴二人的行动计划。
初二,师傅只带了我和另外三个徒弟当保镖,随他一同前往沙窝。
那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气派的寿宴。顾家大院的宽房大屋坐不下,院坝上,甚至大街上,到处都搭起了临时的寿棚,寿棚里的摆着连续三日不断的流水席。师傅和许厚斋、吴邦福早就认识,席间还相互敬酒拉话。
初三日的上午大约九点来钟,几个保丁簇拥着许厚斋、吴邦福的两架滑竿出了沙窝集,迤迤往斑竹园方向而去。
就在他们准备动身时,我们的一个兄弟巳经抢在他们前头出发了。
待许、吴二人离开沙窝镇不到半刻钟,师傅也带着我们径自往仁和集而去。
当天太阳落坡时我们回到了仁和集,大家都不睡觉,一直等到时分,蓦地听见狗吠声响得凶狂,不一会儿,一大队人马便到了私棚门前。其间,就有双手被反捆着的吴邦福。
原来,师傅在出发之前,早巳安排顿当,命黎清财带着五十来个弟兄,前往斑竹园到沙窝集之间一个叫毛界岭的险要地方潜伏下来,等许厚斋与吴邦福祝寿完毕返回斑竹园时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这一仗,果然打得干脆漂亮,我们的弟兄无一伤亡,对方死了三人,许厚斋听见响后翻身滚下滑竿,不要命地跳到白露河中,黎清财喝令他起来,他死活不肯,无奈之下,黎清财只好将他打死在河中。
当天夜里,黎清财置下香案,焚香叩头,然后才用吴帮福的命来祭他一家老幼的冤魂。
我至今还能记起那肃杀恐怖的情景。私棚的头进院坝中央堆满了谷草和干柴,弟兄们四面围着,犹如开一个篝火晚会。
吴邦福被剥得一丝不挂,露出一身肥膘肉光胯叮当地被推了上来,口里则塞满了锯木面,用布巾在脑后牢牢勒住。两根木匠用的马凳搭成了一个高高的人字形,将吴邦福吊了上去。另一厢,弟兄们巳经点燃了柴草堆,待火燃起来后,又用湿土洒上去,将火焰压住,然后将马凳移到了柴草堆中间。那无数股烟柱,就往头上悬吊着的吴帮福袅袅而去。吴帮福在浓浓的烟团中挣扎、蹬动,却叫不出一声……很快,油被烤了出来,滴到烟火堆中“滋滋”作响,肥胖的身体也逐渐萎缩。大约一个钟头后,吴帮福再也不动了,整个身体变成了一块黝黑发亮的“腊肉”……
参加了红军,我仍给师傅当保镖……师傅战死高家寨,王树声调我去当他的警卫员……新集代会上许世友找我比武,张国焘看中了我……从此,我当上了弟兄们开玩笑说的御前带刀侍卫。
一九三一年三月里的一天,鄂豫皖一带大名鼎鼎的“老三十团”团长王树声特意前来仁和集武馆拜望我师父。他带了一个班的红军,有长也有短。
我师父很佩服这位二十来岁的“少年将军”。为了显显自家气派,也特地挑选了我和黎清财六个精神抖擞的师兄,一式的青布对门襟黑短褂,一色崭新的驳壳,齐整整地立在他两边。
王树声给我师父带来两包二十两重的云土作见面礼。我师父也大方,马上吩咐我和黎清财掏出腰间手,另附带三百发,回赠王树声。
接下来,师父设宴款待王树声,我们一帮师兄师弟则在外面的大坝子上陪红军士兵。
送走王树声的当天晚上,师父就叫我们把仁和集上的三百多名保丁全部通知到武馆院子里。师傅当众宣布,他巳接受王树声团长的劝告,把仁和集保民团的保丁拉到新集去参加红军,不愿跟他走的,他不勉强,愿意跟他投红的,回去安排一下,天一亮就出发。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我师傅投红,是有原因的。我师傅表面上和国军周旋,暗地里也和红军有来往。一次一支路过仁和集的白军部队在镇上抢了几家店铺,污了不少女人,连我师傅的妹子也给糟蹋了,所以我师傅一提到白军,就恨得咬牙切齿。
师傅宣布投红的第二天上午,八十多个追随者跟着他离开了仁和集,当晚便赶到了“老三十团”的驻地新集(今河南新县政府所在地)附近的一个叫摩崖湾的小村子里。带去的人被编为特务连,师傅任连长,我虽当上个班长,但实际上仍给师傅当保镖。那一年,我才刚满十八岁。
就在参加红军没多久,我就接连经历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师傅之死。参军不到一个月,红军就大举进攻高家寨,顾敬之和顾鲁丞狡猾透顶,见红军主力挟威而来,并不正面接火,而是主动放弃了沙窝镇,把当地老百姓全部集中到高家寨里,粮食也一颗不剩地搬到了寨子里,并派出信使和各地反动保民团、国民地方部队联系,邀约他们从各个方向攻击红军。我们开到沙窝镇,遇到的是严格的坚壁清野。进攻高家寨的战斗打了七天七夜,由于缺乏重武器,久攻不下,粮食又极度匮乏,再加之上山的农民全都追随顾敬之,坚决与红军作战,红军仰攻到山顶城墙壁脚下时,弹雨挟着擂木滚石,以及烧沸的大小便一齐打下,最终寨子没能打下来,红军反倒伤亡了上千人。
对于兵败高家寨,张国寿、许世友、罗应怀在各自的回忆录里,都有详尽的记述。
在打新集时担任敢死队队长,因夜袭县衙,刀劈敌守军团长孟云卿,生擒敌县长刘芳,威逼刘芳下令守城敌军向红军围城部队缴械投降而威名远扬的“老三十团”二营营长许世友,也身负重伤,差点丧命。新集县城的解放尤为重要,从这以后,新集也就成了鄂豫皖苏区的政治中心,被誉为“赤都”。
三天后,即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七里坪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红四方面军于这一天成立,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许世友也因军功由营长升至第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从许继慎的第十一师调到了新由倪志亮任师长的第十二师(稍后不久由中央派来的陈赓任师长)。这次攻打高家寨,他仍担任敢死队队长,仰攻到城墙脚下时被滚木砸中脑袋,当场昏死过去。幸亏当时的敢死队员如今健在的罗应怀将军等弟兄拼死将他救回,躺了一个多月,命虽保住了一身武功却从此后大打了折扣。
战斗激烈时,“老三十团”的特务连也被拉了上去。几次冲锋下来,师傅阵亡,还丢了二十来个师兄弟。我跪在师傅面前哇哇大哭。我师傅死时还不到四十岁,可惜了他一身好武艺,周身被机打成了个蜂巢。
从沙窝镇撤回新集后,巳经升任方面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就把我调去当他的警卫员。实际上,我还兼干起了武术教官,团部的一帮人都找我学,连队的不少人也跑来拜师,因为当时红军中普遍习武。这样,军内外很快便传开了:王树声的警卫员是个武功了得的高手。
一九三二年五月下旬,鄂豫皖苏区代会在新集召开。会场设在镇外一块土坝子临时搭盖起来的大竹棚里。代表们在竹棚里开会,各级首长带来的警卫员无事可做,便聚在坝子边上席地而坐,抽烟、摆龙门阵。他们中的不少人都认识我或听人说起过我的名字。这时便鼓动我起来走几路拳脚,让大家开开眼界。我那时年轻气盛,禁不住众人一起捧、劝,也很想露上一手,但又担心影响开会,就说在这里不合适,嘈杂起来影响了首长开会可不得了。有人便提议说到附近的城隍庙坝子上去。于是,我在约百余名警卫员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城隍庙。
在万年台前面的坝子上。我先打了一路僧门的看家拳“虎抱头”。稍一凝神,把气运上来,一个复手便打将起来,扫手、快转、猛踢,气势凶猛,动作刚健,紧密相衔。接着一个侧身提拦,移花接木,进身换式,脚踏龙虎步,掌上分阴阳,一招“猛虎撩尾”似恶虎拎羊,一个“进身大取”若蟒潜踪,“芙蓉滴露”使人胆寒,“青丝拂柳”令人心惊,待众人正看得如痴若醉时,猛然一个收式,气势威猛而动作干净利落,顿时激起一片叫好声。走罢拳,我又找来一根木棍代剑,舞了一套“惠灵剑”,刚才走拳时我目露精光,英姿飒爽,而剑招一出,却一反刚猛勇厉之态,疾行如风,身体飘忽,时而似岩鹰扑食,疾如闪电,时而又若风中弱柳,倏然间一个反弹,真可谓看似警猴,快如飞矢,更赢得了众口喝彩。
我出尽风头,心中也不免沾沾自喜。
没想第二天上午一到会场,邝继勋军长的警卫员李守国给我透风,说十二师的许世友团长,也是个会家子,听说我武功了得,一会儿要来会会我。
我一听就急了,许世友原来也是我们“老三十团”的人,打高家寨时负伤,出院后刚调到十二师当团长,而我只不过是个警卫员,怎好和这位名贯全军的大英雄比武?而且我早就听说他在少林寺当过几年和尚,武艺高强,尤擅腿功,心里不免有几分敬畏。
会间休息时,就见一大群代表走出竹棚,来到了坝子边上。
王树声团长也在里面。他笑呵呵冲我喊:
“何福圣,这位是许营长,他听说你武功厉害,一定要来以武会友。你莫怕他,把他丢翻了,我这里有赏。”
那时候的许营长也不过刚满29岁,圆头豹眼,矮墩墩黑呼呼,恰似一尊铁铸金刚。他把军帽揭了,紧紧腰带,嚷道:
“谁丢翻谁,还得拳脚上见哩,并莫把话说早了。”
我见大呼小叫着赶过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更加紧张,忙说:
“许营长,我们……以武会友,点到即止。”
许营长咧嘴一笑,豪爽地说:
“你莫怕,我要挂了红,带了彩,决不怪你。大家都是会家子,武德为重嘛。”说罢,亮了亮招,示意我招架,紧跟着就欺步上前,向我进击。
我只好出手相迎,几招过后,我见许营长底盘扎实,身手朴实严谨,绝非花架子。但他似末摸到我的虚实,也不敢贸然起腿。交手十余个回合,谁也没占到便宜。
王树声一旁见我仅是一味游走闪避,不敢主动攻击,知道我心中有压力,就大声喊着给我打气助威:
“何福圣,莫打让手!丢翻了他,我赏你两板!”
警卫员们也一齐吼喊:
“何福圣,上、上!”
这一团事带有明显倾向性的助威声显然刺激了许营长,只听他大喝一声:
“小心,我来了!”话音刚落,他便展开猛烈攻势,使用连环腿左右开弓进击。
我虽仍是一味游走闪避,却渐渐看出他在急欲求胜中露出了疏忽可乘之机。
此刻,观战的人已经里三层处三层将我和许营长围了个密不透风。我偷眼看到不久前刚到鄂豫皖的张国焘大大与苏区的首脑人物曾中生书记、余笃三政委、邝继勋军长等认识或不认识的高级首长也都站在一旁观看,也就抖擞起精神应战。
但是,无论如何,我还得让许营长下得了台。拿定主意,我便以“克法”出拳,套用一句现在足球场上说的术语,也就是打起了“防守反击”,让许营长占尽上风。
许营长果然腿上功夫厉害,裹风挟雷,频频向我袭来。我暗暗聚起内功,当许营长又一腿向我腰部扫来之际,我提足气,牙关一咬,身子猛地一扭,装着避闪不及的样子,用肩背之际硬接了他一记飞腿。围观者看来我是重重地挨了一下,许营长却不糊涂,脸上顿时露出惊讶之色。然他这一腿巳让我胸中有数,再度交手时,见许营长刚一起腿,我突然急步上前“抢背”紧跟着一记“劈山靠”,将许营长仰面朝天地掀翻在地。顿时,掌声、喝彩声像打雷一样响起。
我慌忙上前,双手去搀许营长。
许营长一跃而起,连声道:
“厉害,厉害!暗地里让着我三分,我许世友仍不是他对手。”
邝继勋军长笑道:
“你这和尚,刚从医院里出来,身虚力乏,咋能上场较技?”
“小鬼,叫什么名字?干什么工作啊?”方脸阔腮、头戴军帽、身材高大皮肤白净的张国焘满面笑容上前问我。
在后世人看来,张国焘是一个自绝于人民的历史罪人。他背叛革命,逃出延安,当围巾占领大陆前他又逃到了国外,最后客死异乡……可是,那是教义和概念中的张国焘,抽象的概念一旦进入历史就会显得格外的具体和丰富。那时候的张国焘就是围巾的化身,威风凛凛,赫赫有名。五·四运动中,他是陈独秀手下摇旗呐喊冲锋陷阵的最著名的两员大将之一(另一人是傅斯年);此后,他出席围巾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的创始人之一;再以后,他以中国围巾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长驻在令世界各国的每一个围巾人无不神往的莫斯科。而且,他诞生在江西萍乡的一个大富大贵之家,“萍乡张府”,在江西省也是声名赫赫的,城中私房成片,乡间良田千顷。他家里不仅有用不完的金钱,,而且是一个世代书香和官宦之家。他的曾祖父做过几任道台。祖父是翰林,也做过几任知府。就是他的父亲也是一位孝廉公。他的叔父则在民国以后做过国会议员。而偏偏这个出自富贵双全的豪门巨室中的公子哥儿秉性特异,同情穷人,厌恶富人,成为了他的家庭和阶级的掘墓者。这样的经历,怎能不得到出自穷苦人家的红军指挥员们的衷心爱戴?
“报告大大”我向张国焘行了个军礼,大声回答:“我叫何福圣,是王副总指挥的警卫员。”
张国焘赞扬我说:“好,很好,红军战士,就要像小何这样,精精神神,会打,会武功,上了战场,才能以一当十。”随后,他拍了拍站在他旁边的王树声的肩膀,笑着说,“小何是红四军中的一个宝,你要给我好好爱护哟。”
话虽如此说,王树声却巳经没有机会来爱护我了。
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周纯全当时便通知王树声,速调我去担任张国焘大大的警卫员。
夜里,王树声叫伙房宰了一只鸡,给我饯行。看得出,他舍不得我走。
次日一早,我得意洋洋地走马上任,当上了战友们开玩笑说的“御前带刀侍卫”。
那时我怎么也没想到,我踏上的竟然是一条充满了风雨泥泞的人生道路。
在历时两个多月的大肃反中,全面的情况我不完全了解,但我知道我过去呆过的“老三十团”仅团级干部就换了三批,营连级干部更是走路灯似地三天两头换。被撤职后抓起来的干部中,除王树声等少数人大难不死,其余的全被扣上反革命帽子给杀掉了。在这次肃反中,“老三十团”被陆续杀掉的干部战士就有五百多人。
有被逼上梁山的红军士兵也曾进行过自发性的反抗。但这样的反抗除了给他们更快地带来灭顶之灾外,相反更加坚定了张国焘肃反的认识与决心。
大约是十月初的一天,一连隶属政治保卫局的士兵前往布防在傅流店一线防御北面之敌的第三十一师,抓捕了该师政治部主任陈定候。在返回新集途经泼陂河时,遭到驻在该地的六安独立团少数士兵的零星射击。
张国焘得到报告后大怒,立即下令将六安独立团班以上干部两百多人全部抓起来,末经任何审问便被押到泼陂河边用机关打死。
张国焘听完处置报告后只是心疼费去的,指示:
“以后要节约每一颗了弹对付战场上的敌人,对于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宜采取另外的办法解决。”而这“另外的办法”就变成了用刺刀捅、用大刀砍、用绳子吊、用石头砸。
我被这股血淋淋的杀人风吓坏了。我目睹了众多的红兵被杀害,我更知道当初一起跟随师傅投红的不少师兄弟被处决了。这批师兄弟中的少数人的确存在私分战利品,打骂群众等违犯纪律的现像,可就因为这,他们中的二十四个人却都被当作反革命处决了。我听到他们的消息后除了害怕,便是庆幸,幸亏自己调来给张国焘当警卫员,要还留在“老三十团”,这次恐怕也难逃大劫。我不敢也不要能对这场肃反运动本身表示出丝毫的怀疑,因为这样的怀疑一旦流露出去便足以将自己的小命送掉。
而且,这样一场运动又是自己敬爱的首长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难道,我可以怀疑敬爱的张大大?
这股“杀人风’很快由军队刮到了地方上。在苏维埃政权中,的各级组织中,工会农会中也大开了杀戒。连徐向前的妻子陈训宣、王树声的妹妹王树泽也被带上“改组派”的帽子,惨遭杀害。
十月初回到新集没几天,张国焘就下令解决先期被押回新集关在保卫局狱中的许继慎、周维炯、庞永梭等人。并派军委会秘书长黄超前去督执行。黄超从总部警卫排要去了我们六名战士当保镖。因为当时杀人杀得整个苏区路断人稀。内部矛盾激化,向首长打黑的事件时有发生。
许多史材料上都认为许师长他们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河南光山县白雀园,连《红四方面军战史》上也都是这样写的,时间是一九三二年十月里。
时间没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下河滩时,路边柑子树上的果子都快熟了。但地点肯定不对,许师长他们不是死在白雀园,而是死在新集的潢河边。那天夜里月色昏暗,六名警卫员都把机头打开,提在手上前后夹着黄超往潢河边走去。
我们下河坎时,河滩上巳经布好了警戒线。因前一天下过大雨,潢河发了水,浪子哗哗响。执行队员大概有近百人,手里拿着大刀和梭标,也有。被杀的有三十来个。周维炯临刑前坚决不肯跪下,把他按下去,他又挣扎着站起来,最后被一刀砍死。庞永梭被大刀砍、梭标捅,死得十分痛苦。
许继慎是最后一个被带下河滩的,他一看见满河滩的尸体,就转过脸对黄超吼道:
“黄超,有你来,很好。我有句话,你给张国焘带回去。”
黄超说:
“用不着了,任何人也救不了你的命。”
许继慎说:
“不是救我的命,是救红四军的命……”
黄超大喝道:
“把他带下去!”
执行队员们一拥而上,架起许继慎就往河滩上拖。
许继慎扭过脸大叫:
“黄超,你回去告诉张国焘,国民蒋介石打不垮我红四军,他打得垮!他一个人就把红四军干掉了!”
许继慎死得最惨,他是被马活活拖死的,浑身被拖得血肉模糊。他们死的时候都年轻得很,许继慎刚满三十岁,周维炯最小,才二十三……(笔者写下这段文字时,心情尤为沉痛。因为,当年许、庞、周领导的这支英雄的部队,如今正巧驻扎在笔者的家乡江津。笔者查阅该师的师史时,在历任指挥员一栏中,清楚地看到了排在最前面的三人,正是许继慎、庞永梭、周维炯。)
大肃反后,红军中大批非工农出身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差不多被清洗干净了,新提拔起来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农民员。有个现像如今回想起来也让人很难理解,张国焘自己就是个大知识分子,懂三种外语,过去曾是北大会的领袖,的“一大”主持人,后来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讲过课,还听说好多中央的高级首长都当过他的,可他偏偏就最不放心知识分子。他在许多会上再三强调:“工农干部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可以原谅三分,假如是知识分子犯了同样的错误,就应当加重三分,这是很正当的办法。”
他的这种观点很容易被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工农干部们所接受,以致于在整个苏区中一度造成了极端反知识分子的倾向。
到十月底,由于国民大军巳经突入了根据地,霍邱县城失陷,才迫使肃反告一段落。许多来不及被处决的指战员也都从狱中被放了出来,马上组编成突击队,开上前线迎敌。
但红四军此时巳元气大伤,加上张国焘来后推行的一系列“左”倾路线极大的伤害了群众的利益,恶化了红军、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当红军在军事上连遭重创以后,苏区群众纷纷反水,士兵在前线携械投敌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使红军的处境面临从末有过的艰难。国民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兵分三路直驱苏区腹地,迫使红军主力与之决战。
苏区军民拼命抵抗,但是,这次他们面对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数量众多,武器远比红军精良,天上还有飞机助战,苏区军民很难阻挡住敌人的进攻,每日数次传到总指挥部的战报令人揪心,红军人员不断伤亡,苏区地盘不断缩小。
终于传来了更大的噩耗,霍邱县城失陷,据守该城的第七十三师除少数人随师长邝继勋突城逃出外,几乎全军覆没,地方武装队与运输队也被敌人俘去。
张国焘怒不可遏,对邝继勋欲以军法从事,经蔡申熙力劝,邝继勋虽暂时保住了性命,责成他戴罪立功,蔡申熙则赶往前线协助邝继勋收拾残局,将第七十三师残部与第七十四师合并,仍称七十三师。
霍邱惨败,给苏区造成的震动巳不可估量,再加上蒋介石在这次围剿中采取了“七分军事,三分政治”的策略,极大地动摇了苏区老百姓的斗志。
徐庭瑶军攻占霍邱后,将被俘的一千余名红军、两千余名地方武装与运输队员迅即资遗,发给衣物、粮食,每人一块银元。这数千名俘虏浩浩荡荡地回到苏区,本身就起了一种宣传作用,对苏区军民同仇敌忾的心理是一个强烈的冲击,让人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国民过去对苏区人民斩尽杀绝的政策变了,觉得蒋介石的正规部队,毕竟不同于过去的杂牌军——其实,蒋介石哪里会变,等到把苏区彻底控制在手中,他们就开始杀人了,而且比杂牌军杀得更凶!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刚刚结束的大肃反在苏区军民心理造成的伤害这时也反映出来了。接连不断地发生了官兵携械叛逃、群众反水的事件。
总部为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紧急从政治保卫局抽调大批干部,以特派员的名义下到各作战部队,以更严厉的手段来预防和处置图谋不轨的官兵。
而几天以后,又发生了第十二师二十五团二营在战斗激烈的关头突然杀了代表和政治保卫局特派员,临阵易帜,反戈一击的严重事件!
有次,我在替张国焘做按摩时听到陈昌浩在张面前充满忧虑地感慨道:
“我们在冯寿二与刘峙作战时,需要紧急征用民夫,可老百姓都跑到刘峙那边去了。”
为避免和强敌决战,红军在苏区的地盘上和敌人兜圈子。可是在柳林河,终于被敌人前堵后追,爆发了一场大血战。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战斗的激烈程度连红军中的高级将领们也感到惊讶。陈赓师长当时就说:
“柳林河战役比任何一次内战都更为猛烈;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程度,也毫不逊色。”
这次战斗中的一个突发情况把我们一帮警卫员吓了个半死。
有一股敌人来势凶猛,突破了红军阵地直向指挥所冲来。那一刻,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都在指挥所里,如果被敌人俘去后果不堪设想,而整个指挥所的战斗人员不足一百人。
敌人巳近在咫尺,叶南生率警卫排一个反冲锋,把敌人压趴下了。所有的人都拿起武器投入了战斗。连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也都拔向敌人射击。黄超和一帮参谋人员巳经开始烧毁文件。
在这种时候最紧张的肯是定是我们几十个卫士,我们不担心自己的死活,惟一担心的是首长的安全,首长被打死了,挂彩了,或是被敌人俘去了,卫士就没脸活了。
徐向前就是这一刻左肩骨被击穿的,他的警卫员漆树仁吓得哭喊起来,被叶南生一个耳光扇去,漆树仁醒悟过来,伸了个舌头,赶紧向敌人开火。
幸亏这股乱冲乱突的敌人并不知道他们前面是红军中的什么人物,遭到反击后没有全力进攻。再加之左侧的余天云师长虽未得到命令,发现情况不对后,亲自率人火速赶来救援,才使指挥所转危为安。
战斗从头一天下午开始,一刻不停地打到第二天中午,红军终感不支,遂仓促撤出战斗,向新集方向退走。
柳林河大战,红四方面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伤亡连同被俘的人数在三千以上。
当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疲惫不堪的大部队向新集以北移动时,张国焘在警卫排的护卫下,轻骑向新集疾进。
仅隔数日,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赤都”巳变得面目全非了。敌人的飞机将全镇炸成了一片废墟,满眼弹痕累累,四处断墙残壁,张国焘的住宅老县衙也被炸毁了。
在镇外的一户农家里,张国焘主持召开了紧急的中央分局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少数中央分局的委员,以及各机关的留守处负责人。
张国焘简略地介绍了苏区面临的险恶局势,决定任命原三十六团团长,负伤未愈的徐海东为鄂豫皖军区指挥部总指挥,全权领导苏区内所有地方武装,采取游击战术保卫苏区。红四方面军则相机冲破敌人的包围,转移到外线作战。中央分局,省委,以及苏维埃机关里的干部分派到各县各区加强指导,至于各县区的和苏维埃机构,则转入地下,或上山打游击。
安排妥当,张国焘第二天上午即前往新集西北四十余里的晏家河,赶上了大部队。
敌人巳在这里堵住了红军的去路,并摆开了欲与红军大战一场的架势。
张国焘在陈昌浩徐向前的陪同下登上高地视察前线的情况,看见敌人正在构筑野战工事,纵横十来里的区域内屯着大量敌军,当地的村庄住不下,还在田野里、坡地上立起了许多帐篷。
几位最高首脑马上商议,决定停止和正面敌人交战,迅速脱离晏家河地区,向平汉路以西转移。
部队突然撤出阵地,向东经白雀园向安徽的金家寨冲去,蔡申熙与邝继勋率领的第七十三师也在金家寨加入了大部队。一万六千余名红军战士离金家寨昼夜南行,在英山打了一仗,再由英山转头西行,到了黄安以南的高桥。红军侦知河口一带敌军大部都巳推进到七里坪方面去了,便决定移师河口,伺机机突破平汉路。
这时,追敌巳经尾随而来,担任掩护的蔡申熙,就是在河口一仗阵亡的。
河口对张国焘来说是块不祥之地,他在这里连折了两员大将,死了蔡申熙,伤了陈赓。
二十六岁的蔡申熙无疑是红军中最优秀的指挥员之一,他也是黄埔一期生,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围巾,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被派往鄂豫皖之前,曾担任中央长江局军事部长,听到他战死的消息后,连平时不太容易激动的张国焘,也流下了悲痛的眼泪。
腿部膝伤的陈赓,先由担架抬着行军,部队走到河南南阳、新野一带时,因伤口发炎,张国焘命令叶南生安排人员,将他护送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再转往上海治疗。
护送陈赓的任务,落到了自幼学过医的我和另外三名警卫员的肩上,交由我负责。
我们雇了一辆小推车,将化装成商人的陈赓推着走,四名卫士则着便衣,扮作跟随。
因为红军刚刚过去,一路上不断地遇到民团盘问,都用钱对付了过去。
当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小镇子上住下了,几个人正围桌吃饭,三个保丁前来查店,因为口音不对,惹出了一场麻烦。
保丁问陈赓从哪里来?
陈赓回答说:
“从樊城来买桐油的。”
保丁又问住在樊城哪条街上?
陈赓从没有去过樊城,但知道那里滨临汉水,顺口答道:
“在河街上。”
不料却被陈赓蒙上了。樊城恰好有一条河街,而且正是桐油商贩聚集的地方。
保丁们半信半疑,又问买桐油,为啥带这么多人?
陈赓笑笑说:
“眼下兵慌马乱的,多带几个伙计,也不过是壮壮胆嘛。”又拿出四块银元,吩咐老板添酒加菜,邀请三名保丁入座。
保丁们吃得醉醺醺的,才摇摇晃晃地离去。
保丁走后,陈赓马上说:
“小何,人多反到容易惹人注意,明天一早你们还是赶大部队去吧,我自巳坐这辆车到郑州去行了。”
次日清晨,我们与陈赓就此一别。
红四方面军在敌人的包围圈中东冲西撞,在根据地中兜了一个大圈子。十月八日,部队又被敌第一师、第八十八师迎头堵住了,数小时的激战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敌人。
张国焘沉不住气了,十月十日,他主持在黄柴畈召开了少数花花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张国焘决定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将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的主张受到了沈泽民坚决猛烈的抨击。
沈泽民批评张国焘的军事策略是“逃跑主义”,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丢失了根据地,丧失了群众的支持,最终只能将红军主力拖散拖垮。他激动地表示,与其让敌人逼散逼垮,不如回头与敌军作孤注一掷轰轰烈烈的大决战。
虽经张国焘竭力解释,沈泽民决不妥协,这位曾经担任过中宣部长的人物言辞犀利,咄咄逼人,弄得张国焘下不了台。更令他恼怒的是几位在晏济河军事会议上赞同他的意见的人物,此时的态度也变得暖昧起来。
张国焘冷厉地扫视了一下大家的脸膛,以强硬的口气说道:
“现在是非常时期,不同意见,留到以后有条件再争论,总指挥部制订的行动方案,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一切责任,由我向中央承担。”
沈泽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站起身大声吼道:
“国焘同志,此次重大行动涉及到红军和苏区的生死存亡,你不能太武断,在内搞个人独裁!”
张国焘怒不可遏,猛地一拍桌子厉声喝道:
“沈泽民,你不要太猖狂!我是中央全权代表,分局书记,我能解决你的问题!”
谁都明白如此声色俱厉的公开威胁意味着什么,大肃反的阴影在许多高级干部的心中尚未完全消散。全场顿时变得像一潭死水,只有傅钟不满的嘀咕了一句:“这是的会议,有话好好说嘛,不要用威胁的口吻。”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一日深夜,伤痕累累的红四方面军杀开一条血路,向西而行,由广水和卫家店之间越过了京汉铁路。
蒋介石很快便判明了红军的去向,号令各路纵队紧紧撵了上来。
对这支处于强敌重重包围之中,不仅丧失了根据地,便严重的是丧失了群众支持的疲乏之师来说,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此时节令巳进入深秋,红军出鄂豫皖后一直穿着夏衣,携带的粮食也早巳吃完,解决饥寒交迫也成燃眉之急,而红军所经过的新野、邓县、淅川地区,由于连年军伐混战,和旱涝虫害,到处是一片荒芜。村庄变成了废墟,田野里长满了蒿草,难闻到鸡鸣狗吠,难见到人迹炊烟,即便有时走到有人烟的地方,由于当地群众在反动宣传的欺骗下,谁也不敢与红军接近,任战士们站在门外给他们说上多少道理,村民们总是一言不发地听着,官兵这才深深地体会到丧失根据地的痛苦与无奈。这一切给部队的行军、宿营、筹集粮草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不少官兵只能靠野果、野菜充饥。
十一月初,在追敌三面赶来的情况下,总部决定,由漫川关进入汉中。
漫川关是千峰万壑的秦岭山中的一个小镇,周围都是两千米以上的大山,仅有几条羊肠小道通往山外,地形十分险要。十一月十一日,红军来到了漫川关,老百姓不是跑了,就是躲进了深山里,留下的都是些老头老太太。
几天以来,官兵们忍饥挨冻,翻山越岭,昼夜兼程,巳经十分疲乏。附近的地里长有不少大萝卜,可红钱买,老百姓不敢卖。没办法,大家只好自己动手挖萝卜,然后把银元放在附近的人家,或者强塞进老人们的手中。
天黑下来了,群山隐入了茫茫的夜色之中。战士们在料峭的寒风中席地而卧,冻得直哆嗦。
而在漫川关的一间民房里,烟雾腾腾,红军的首脑们正在召开会议。根据派出的侦察人员报告,敌陕军三个团巳经占据漫川关前面的山头防守,堵住了红军前进的道路;敌第四十四师巳占领了漫川关左侧一线,对红军进行拦截;而尾随而来的敌第六十五师、五十师也迫至漫川关以东,断了我军的退路;敌第四十二师正由漫川关以北向南压迫,基本上形成了对红军的包围。
强敌如林,而红军连续行军作战,很长时间没有休整与补充,战斗力巳大大减弱,加上地形对红军非常不利,山高壑深,回旋余地狭窄,兵力无法展开,部果稍有不慎,就可能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所有参加会议者均巳明白,此时此刻,红四方面军的命运巳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张国焘向奉召而来的指挥员们通报情况和敌情后,明确指出:
“我军没有后勤,没有补充,又处在发此险恶的地形条件下,要死守是不可能的,那样最终只能被敌人各个击破,最后导致全军覆没。我的意见是,分散突围……”
“分散突围”四字一出口,指挥员们无不震愕!
但是,张国焘那种“非常时期不容讨论”的独断作法,以及大肃反留下的后遗症,使他们不敢直抒自己的胸臆。
许许多多的目光,不约而同地凝聚到了徐向前清瘦的脸上。
徐向前大口大口地抽着烟旱烟……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张国焘心中的位置,政治上他属于“异己分子”,甚而将他的妻子也抓起来,审查,至今死活不知。然而在军事指挥上又离不开他,所以只好让他掌着这枚“帅印”。可是,他这方面军的总指挥,事无巨细,必须要张国焘的坚定支持者、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点头才能通过,好在陈昌浩对他还算尊重,对他的工作也能给予支持……
正因为他心中雪亮,所以在张国焘面前,他从来是水多言不多语的,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指挥作战上。
可现在,他再也不能保持沉默。
徐向前开口了,声音清晰而坚毅。
“我看,分散突围,只能是死路一条。”
所有人屏息静听。
“卫立煌、胡宗南、萧之楚全都扑上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分散突围即等于全军溃散,红四方面军将不复存在,不如集中突围,来一个鱼死网破!”
陈昌浩也道:
“国焘同志,向前同志的意见应当考虑,集中突围好比一块肉,敌人想吞也吞不下,如果把肉切开,睚好让敌人一口一口地吃掉。”
张国焘揉着下巴想了想说:
“分散突围,我也知道不是上策,可是……啊,向前同志,你还是详细地谈谈你的想法吧。”
徐向前走到桌子前面,用竹烟竿指着摊开的地图进一步说道:
“敌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把我军逼进从康家坪到任岭的这十余里的一道狭长的深谷之中,然后逐步挤压,最后一举歼灭我们。现在敌人的包围圈基本上巳经形成,但是,并未形成坚不可摧的铁桶,我们必须当机立断,置之死地而后生,马上从敌人布防的薄弱环节实行突围。而敌人的薄弱环节,就在敌四十四师两个旅之间的接合部,这个叫做垭口的地方。我们马上组织一支敢死队,杀出一条血路,保障我全军通过。”
张国焘问:
“谁来率领这支敢死队?”
“我来点将,让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许世友上。”
张国焘最终同意了徐向前的意见。
当高层意见统一后,徐向前与陈昌浩立即带上警卫员,策马赶往任岭,来到了许世友的团部。
一看到两位首长的神色,许世友就清楚一定又是遇上了严重的敌情。
果不其然,徐向前扼要地向许世友介绍了敌我双方的态势,交待了任务,然后,紧紧地握着许世友的双手说道:
“世友同志,全军安危在此一举,作为全军的敢死队,你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夺取垭口,只许成功,不能失败!”
许世友望着徐向前那充满信赖和期待的目光,斩钉截铁地说道:
“请两位首长放心,三十四团只要不拼光,就一定为全军杀出一条血路!”
许世友率领的三十四团是红四方面军的一个主力团,以善于攻坚闻名全军,只要有战斗,战士们无不像他们的团长一样,奋不顾身地扑向敌人。
夺取垭口的战斗打响后,一营冒着暴雨般的,迎着炮弹连续爆炸的火光,勇猛地向垭口冲去,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又冲了上去。
眼看着第一次攻击受挫,许世友拔出驳壳大吼道:“警卫连也全跟我上!拿不下垭口,我们四方面军就全完了!弟兄们跟着我,冲啊!”他带着敢死队员和警卫连的小鬼,一个冲锋,扑上了垭口,机连和二营、三营也紧跟着冲了上来。敌人的包围圈终于被敢死队撕开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
垭口一仗,三十四团差不多打光了。一营冲上去时三百一十四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八十二人。二营撤离阵地时,有两个班的十多名老战士由于长时间爬卧在冰天雪地里,巳被严寒夺去了生命。
大部队刻不容缓地跟上来,时间就是生命,为了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垭口,部队能精减的东西全扔了行军锅被砸成了碎片,一些瘦弱的骡马行动迟缓,立即被推下了山涧,连那些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山炮和迫击炮,此时也不得不炮口对着炮口的炸成了废铁。
徐向前与陈昌浩站在小路边,亲自指挥部队迅速通过垭口。的尖啸声中,不时传来他们焦急的声音:“快,快一点。”
敌人也深知垭口一丢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凭借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又发狂似地向垭口冲来,想把缺口重新堵上。战斗到了折热化的程度,双方都竭尽了全部务量在拼杀。声巳分不出切奏,炮弹也听不出啸声。四面大山仿佛在微微发颤。当敌人的两个旅得新合拢时,得到的只是红军扔下的一堆破烂。
红四方面军突破垭口,翻山越岭,攻占陕军把守的竹林关,又一次从敌人的包围圈中钻了出来。接着折向西北,以两昼夜急行军二百多里的速度,进抵商县西五十余里的杨家斜,然后又南下北折,分左右两路纵队突然出现在关中大平原上。
早在红四方面军进入秦岭之际,敌人就狂妄地宣称:“自古秦岭‘七十二岫护潼关,七十峪保长安’,红军不死于炮火,就死于冻馁。”可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这样一支连遭各路大军围追堵截,长途征战的的疲弱之师,居然从包围圈中突了出来。
西安之敌对红军的出现十分恐慌,赶紧调孙蔚如的第十七师赶至王曲、子午镇一带阻击。紧接着,在漫川关扑了空的敌第一师、六十五师、五十一师、三十五师也赶了上来,敌第二师与第四十二师则沿陇海线向红军逼近。
红军刚突破了一个包围圈,可眼前,敌人又布开了一个更大的口袋。
红军无路可走,只好又掉头往秦岭山脉的崇山峻岭。毕竟,大山是摆脱追兵的最好的地障。十二月三日,红军于周至县的辛子口出发,再次进入了秦岭山脉的崇山峻岭。
秦岭山脉位于汉水渭河之间,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主要分水岭,均为海拔两千米以上的大山。为了甩掉追兵,红军选择的道路几乎都是人迹罕至的高山高寒区,加上老天爷毫不客气地落了几场大雪,使红军的行军更为艰巨。
由于长时间的行军,官兵的脚都磨烂了,无论谁脱下草鞋,都可以看到斑斑的血迹;有些人的脚巳经发炎,不停地流淌着腥臭的脓血;有的人连鞋子也没法穿,只能在脚上缠上几层破布赶路。经厉过战争的人几乎都有这样的体会:烂脚不算病,行军要老命。而这支磨烂了双脚的部队,偏偏还要以最快的速度在崎岖的同道上前进。
能吃的一切,飞禽走兽、草根树叶、白鳝泥,全都被官兵们塞进了肚子了里。饥饿使病员不断增加,断粮使行军速度大大降低。声响了,倒下的是高级指挥员们的座骑,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的战马全都被吃掉了……
行军、作战、饥饿、受冻、流血、牺牲……红军象一队无家可归的惊雁,被历史的狂风暴雨放逐到了汉水以南的地域。
经过七天的艰苦行军,红军一连翻过九座两千至四千米的大山,通过老君岭、厚畛子,下佛坪、都督河、黄柏源等地,终于在十二月九日到达了秦岭南麓城固县的小河口。
小河口太小了,仅有的几间民房容纳不下这支衣衫褴褛的部队,各支队伍只能分散到山岩下,背风的深沟里、密林中,燃起一堆堆篝火取暖。当夜晚降临后,满山遍野火光点点,情景蔚为悲壮。有的人怀抱拐杖在火堆边睁着双眼,有的人把玉米须和树叶搓成的细末放进烟锅,“吧吧”地抽着;有的人默默地擦拭着武器。忽明忽暗的火光映出了一张张深深思索着的脸,他们都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放弃了鄂豫皖苏区?究竟要跑到哪里才是个头?中央知道我们的行动、处境吗?
战士们在思考,指挥员们则不仅仅是思考,他们巳经开始为自己所思考出的结论采取行动了。
对历史而言,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九日,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陕西南部城固县小河口,那一个连着一个的山峰,一条接着一条的深涧,在冬日的乳白色雾气中涌动着,隐现着,如同一座座澎湃的洪峰。悬挂在峰峦上的峥嵘怪石,似人似物,似怪似兽,给人以扑朔迷离的联想。
一场大雪白了山川,也给山沟里一幢破破烂烂的土房子披上了银妆。深夜,窗户紧闭的的土墙房子里那盏马灯扑闪着浑黄的光亮,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世界带来一丝儿生气。
一张刚毅的脸膛被马灯照耀着。他眉头紧锁,来回踱步,虽然举步维艰,虽然拄着拐杖,然而他像一个临战前的将军,正筹措和谋划着一场生死决战。他就是曾中生,他带着伤痛,冒着生命危险率先挺身而出,在这里召集一个秘密的会议。
当鄂豫皖大肃反进入白热化程度时,这位在红军和地方上有着崇高威望的苏区和军队的最高负责人就巳经被张国焘排斥出了核心领导班子。直到黄安战役胜利,黄安独立营被扩编为独立师时,张国焘才安排曾中生担任独立师的师长。他左臂负过伤,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腰部又负了重伤,行动很困难,张国焘原打算在撤离鄂豫皖时扔下他,徐向前不忍心看到自己的上司落入虎口,亲自安排张仁初等同志护送曾中生。张仁初等不分昼夜地用担架抬着曾中生随队爬山越岭,曾中生过意不去:“老张啊,让我下去爬几步吧,也能减轻一点你们的负担啊。”说着话,他果真蓦地翻下担架,重重地摔到了地上。张仁初等人含着泪水扑上去,把他重新抬上担架:“首长,我们就是累死,也要抬着你走!”
伤痛折磨着曾中生,然而更折磨人的是心灵上的伤痛。
革命巳到了危急关头,谁能挽狂澜于既倒?
土房里人影幢幢,先前联络的高级干部们都勇敢地出现了。邝继勋、余笃三、王振华、朱光、刘杞、傅钟、舒玉章、还有一位女将——张琴秋,她留着齐耳短发,干练、活泼、留苏时学会了跳乌克半兰舞,也会唱俄罗斯民歌,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今天要讨论什么;所有人也都清楚,他们今天的行为在张国焘眼中,无疑会被视为一次“逼宫”。
……空气仿佛巳经凝固。
“同志们,我们巳经陷入了绝境,部人在流血,在大量地消耗,官兵们怨声载道。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是死亡,是毁灭!”
曾中生首先发言,语气沉痛而又透着悲壮。他激愤地撑着拐杖挺胸站起来,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将手中的拐杖奋力一挥。
“不,围巾员再也不能沉默!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真理的声音是封锁不住的。”他虽对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心及其政策巳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并疑心重重,但眼下他更关注的是有人谎报了军情,欺骗了中央,应当迅速地派人向中心报告其真相。
郁积在心头的怨愤像潮水般冲决了堤岸……与会者全都慷慨陈辞,一致赞同派人去向中心反映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实行无目的无计划的退却,反映他的军阀主义的领导作风,请求中心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加以纠正,挽救危亡中的红四方面军。
小河口涌起了春潮。
当决定向中央写信一事决定下来后,有的同志提出,眼下离中心中途遥远,担心还没有送到,部队就巳经遭到了灭顶之灾。
由于意见不一致,这群血气方刚的将领最后放弃了派人送信前往中央,而改由与会者签名,由曾中生以书面形势向张国焘真接陈述大家用意见。他们认为这是光明垒落的表现,也寄望张国焘看完联名信后能改变态度,从谏入流,吸取教训。
这亦是我历史上的一次著名的《意见书》。
曾中生是被担架抬着来见张国焘的。他委婉地陈述了大家的意见,然后呈上了意见书。
当他看完意见书后,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地跨出了门槛。
我们几名卫士紧跟了出去。
张国焘站在风雪之中,大口抽烟,任飘飞的雪花纷纷扬扬地洒落在他的头上、肩上。
张国焘毕竟是大政治家,大约两分钟后,他扔下烟头,转身回到了屋子里。
此刻,他的神情变得肃穆,语气也十分的沉痛。他感谢同志们如此直率地给他提意见;他对自己尚未意识到的不良作风深感震惊;他提议马上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他一不会正确地对待同志们的金玉良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干部会议是第二天上午举行的。张国焘以一种大丈夫的坦荡和谦恭,接受曾中生等人的批评,诚恳地承认自己诸多错误和不足;还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以示加强集体领导。接着,又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参谋长……
如果说此前参加“小河口”会议的同志们还有些忐忑不安的话,张国焘的态度,不仅让他们放心,甚至让他们感动。
然而,当他们不久以后发现这只不过是张国焘见自己处境孤立,玩弄两面派手法以图缓和大家的情绪时,巳经迟了。
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鲜血、是自己的头颅。
第二天,部队继续南行。当红军前锋抵达秦岭出口处的新口子时,敌孙蔚第十七师两个团突然以密集的火力挡住了红军的去路。先头部队红第十师一个冲锋,就把敌人打得抱头鼠窜,乖乖地让出了道路。
当天晚上,部队赶到了沙河营一带的汉水西岸。汉水,是长江最大的支流,源出陕西西南部米仓山西端。下游由汉口注入长江。虽说眼下巳到枯水季节,但横堵在红军面前的汉水,仍然宽达两百米以上,透过朦胧的夜色看去,两岸浅水处巳结了一层薄冰,而江中心依然是水流湍急,激浪翻滚。茫茫的水面上,没有只帆片影。
为了争取时间,总部决定全军徒涉过江。陈昌浩、徐向前亲自沿江选取定了徒涉地点,带头破冰下水,率领全军涉江。
由于一天的行军,官兵们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一阵阵冷风吹来,冻得直打哆嗦。下到江水以后,立即尝到了寒水似刀的滋味。官兵们手拉着手,互相搀扶着,在齐胸深的深水中,一步一步地向对岸挪去。当夜,全军渡过了汉水,到达城固县的上元观地区。
这时,从鄂豫皖一直尾追红军的胡宗南第一师巳被甩在了遥远的关中,肖之楚的四十四师和刘恩茂的第六十五师因贺龙领导的红三军活跃在鄂陕川边境,也调向了安康地区。南郑一带仅有孙蔚如的第十七师一部驻守,兵力空虚,对红军巳构不成威胁——这就是说,我们终于败脱了西征以来极为被动的局面!
陈昌浩政委大声喊:“起来,起来,再睡下去会冻死人的!”……请老百姓抽鸦片,他们才肯为红军情况……田颂尧的探子火烧瓦斯铺,没想却帮了红军的大忙……张国焘被川北老姓当成了“真命天子”。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雪后初睛,空气清新,一轮火红的太阳喷薄而出,给千里冰封的汉中大地洒下了万道金辉。
无数匹战马从四面八方奔来,汇聚到一个小村子里。
一张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报纸,促使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西乡县钟家沟召开这次团以上的干部会议。
钟家沟是大巴山北麓的一个小村庄,方面军总部就住在这里。因为这是红四方面军西征以来的第一次团级以上的干部会议,所以指挥员们都非常关心会议的内容。
和往常一样,依然是张国焘主讲。他首先总结了部队西征以来的情况,嘉奖了许世友的三十四团和其他作战有功的部队,接着便宣布了翻越大巴山,挥戈川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定。
这消息不啻是一颗重磅炸弹,在会场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离开鄂豫皖后,战斗频繁,行踪飘忽,广大指战员迫切希望能得到暂时的休整。现在刚把敌人甩掉,来到这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可板凳还没有坐热,又要去爬雪山,太出人意料了。
摆脱了敌人的追击,看上去张国焘的精神也好了许多。他笑咪咪地解释道:
“汉中地区南与巴山毗邻,北与秦岭相接,既是陕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又是通往四川与西北的枢纽,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这点军事地理学的知识,《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早就告诉我们了。可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大家的是,川北比陕南地势更险要,物产更丰富,回旋区域更广阔。而且四川军阀林立,目前刘湘与刘文辉正在川西大战,四川的大小军阀几乎都卷入了这场规模空前的大混战之中,川北的防守十分空虚,正是我军入川的大好时机。既然有这么好的有利条件,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会议结束后,指挥员们马上赶回驻地,向战士们传达会方精神,并作好入川的物质准备:每人三天的干粮,三双草鞋和五斤稻草。
就为这点干粮、草鞋和稻草,部队又不得不在西乡县多呆了五天。当时,陕南由于连年遭灾,庄稼歉收,又加之屡遭兵匪蹂躏,群众生活相当贫困。虽然每人仅准备三天的干粮一双草鞋和五斤稻草,可全军一万五千余人,加起来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啊!
十八日夜里,命令下达了,一点钟开饭,两点钟集合出发。
深夜两点,总部机关的数百人冒着风雪,整齐地站在一片空地上,一边跺脚取暖,一边看着兄弟部队开进。
总部警卫排排长叶南生问卫士们:
“大家能不能走?”
警卫排的战士百分之八十脚上裂了口子,一半的人裂口溃烂化脓。而作为卫士,有仅自己要翻过山去,还首先得保证张国焘能安全地翻过大巴山。叶南生自然很担心他的战士眼下的状态。
我说:
“排长,你就放心吧。”
卫士们的精神也都很饱满,一片声嚷:
“警卫排的人不会装熊,不会掉队的!”
这时好几个老头老太太点着火把来了,惊奇地嚷道:
“张大大,陈政委,你们现在不能走,巴山上七十,顶七十,下七十,三七二百一十里,都是羊肠子路,悬崖峭壁,眼下大雪封山,有的地方连个插脚的地方都没有,要走,你们也得白天走。”
张国焘说:
“老大爷,我们能过去,我们连秦岭都能翻过来,就一定能翻过巴山。”
“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没见过哪个队伍敢在冬天大夜里过巴山的。”
“不是俺说话难听,就凭你们这单衣草鞋能过巴山,冻也得把你们冻坏的呀!”
我也说:
“老乡们,我们红军死也不怕,还怕一座山吗?放心吧,我们的身子硬着哩。”
过了一会儿,谁也没能说服谁,老乡们只好无可奈何地走了。不过,看着他们那忧心忡忡的样子,我也兀地感觉到巴山的确不比寻常。
出发前,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对大家响亮地说道:
“同志们,漫川关我们闯过来了,秦岭我们爬了两次,大巴山也一定能够过去!我们要团结互助,不要让一个战友掉队。大家说,能不能做到?”
“能!”同志们响亮地回答。
“出发!”
在朦胧的夜色中,巍峨的大巴山,像一条巨龙横躺在川陕边境。
我觉得上山的头三十里比较好走,风雪不太大,身上也不太冷,路上的荆棘都被先头部队砍掉了,走起来和平常爬山差不多。可天亮以后,越往上走,气候就越恶劣,狂风卷起漫天大雪,劈头盖脸地打来,官兵们眯着眼睛,猫着身子,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地往前移动。光滑如镜的冰坡,虽然巳被先头部队打上了一道道梯阶,但经过前面几批人马的践踏,巳经被踩光滑了,一不小心,就会滑倒,有的战士和牲口甚至滑进了深达上百公尺的沟涧,眨眼之间,就连影儿也看不见了。
叶南生排长指挥着我们几十名卫士,不断地用稻草垫在张国焘等高级首长的前面,以保证他们不出意外。可就这样,首长们仍被摔得像个雪人似的,身上背的稻草上也挂着一支支小冰棒,被风吹得“哒哒”响。
部队走走停停,时断时续。每次碰到陡峭的冰坡,都要花费不少的时间。这时候,也正是张琴秋一帮政工干部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们跑前跑后,站在危险的地段上,一边拉扶着战友,一边不断地高喊:“围巾员和干部带头,帮帮伤员和体弱的同志。”
记不清爬过了多少悬崖峭壁,总算离山顶不远了。这是最艰难的地段,上面是又高又陡的峭壁,下面是幽深莫测的山涧,稍有不慎,就会被摔得粉身碎骨。狂暴的山风吹得我们摇摇晃晃,站立不稳,棉桃大的雪花打得人睁不开眼睛。官兵们只好手脚并用,脸都快贴到雪地上了。我们彼此鼓励,彼此扶持,艰难前行,终于爬上了山顶。这时天巳经黑了,又走了三四十里才宿营。荒凉的山顶上,白雪皑皑,没有一间房屋,我们只好在地雪地上露营,挖一个雪坑,不是“房屋”,垫一把谷草,就是“床铺”,战士们一把炒米一把雪,一口口地吞下去,不吃呢,肚子饿得慌,吃呢,越吃身上越冷,冷得浑向发抖,上下牙齿直打颤。
半夜里,迷迷糊糊的我被惊醒了,我睁眼一看,见陈昌浩政委大声喊着:
“起来起来,不要睡了,大家都活动一下,再睡下去会冻死人的。”
张国焘跺着脚,一边伸展着双臂,一边问身边的卫士们:
“我给你们提个问题,等到全国解放了,你们打算怎样来收拾这大巴山?”
叶南生说:
“我要修一条公路,让大家坐着汽车过去。”
我说:
“要是我啊,干脆把这大山炸平,种上庄稼,叫它给咱们出大米。”
洪安清说:
“我不同意炸掉,那时候,地主老财的地都归穷人了,还不够你种呀。”
张国焘说:
“对,我同意洪安清的意见,把它留着,叫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来爬一爬,让他们晓得,好日子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大家活动一阵,又睡了一会儿,一夜就这么折腾了好几次。可第二天起来一看,还是有一些战友被冻死在冰天雪地里。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在不是冰便是雪的下山路上,更容易摔筋斗出意外。天气虽然好起来了,但是悬崖峭壁不断出现,碰到这些地方,我们就解开绑腿由拧成绳子,从岩上放到岩下,首先让张国焘等首长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拉着绳子往下滑。为了保证首长们的安全,还得在他们腰里拴上一根绳子。首长下完后,卫士们再下。
二十一日上午,队伍终于翻过了天险大巴山,来到了山脚一个叫做岔口的小镇子。
镇子里静悄悄的,青壮年和女人都跑光了……
总指挥部住进一家茶饭后,张国焘叫我们几个卫士马上到街上去找几个老百姓来了解情况。
我们到了街上,看见战士们都分散到店铺和老百姓家中借住,以暂避风雪。
老百姓很害怕,因为他们对红军完全不了解。我们几个警卫员分头去找,我接连走了好几家,费尽口舌,主人都不愿意来,后来我许愿请他们抽鸦片,才弄了两个大烟鬼来。
警卫员们请来的十来个人全都是老头子,一个个满面烟容,瘦得不成样子,全都包着盘头帕,穿着一件空心长棉袍子,有的外面还套着件兽皮背心,腰间扎着绳子,勾着腰驼着背,双手捂着一个小烘笼在胯下取暖。而且,这里面很可能还有田颂尧的侦探。
张国焘和首长们却把这帮烟客待若上宾,先请他们过足了烟瘾,又请他们饱餐了一顿酒肉,慢慢的气氛便相当融洽了。
吃完饭,卫士们巳经在屋子中间放上了一个燃得旺旺烈烈的炎盆,屋子里暖意融融。在两张污渍很厚的方桌前,围坐着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几位首长和客人们。
张国焘亲切地向客人们说明,红军是围巾领导之下纪律严明的军队,是专门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决不会杀人放火,骚扰百姓,红军到这里来,不过是借贵处一块宝地,以利红军休息过冬。他请客人们将他的这番话传出去,希望外出躲避的老百姓都能尽快地回来安居乐。他还对客人们说,如果谁有路子和田颂尧联系,也请给他捎个话,红军到这时来不是和他为敌,而是和他作朋友的,红军现在暂时有困难,希望他能帮一把,今后他若有难,红军也可帮他,望他不要心存顾虑。
张国焘说完后,陈昌浩、徐向前也都作了补充。陈昌浩的湖北话,张国焘的京片子他们听得懂,而徐向前的山西口音就让他们大感吃力了。接下来,主人请客人们谈谈当地的情况。
四川人由于长期生活在军阀彼此拼杀,战乱纷争的环境里,养成了察颜观色,随机应变的才干,而且尤擅辞令。这帮烟鬼在过足烟瘾,酒足饭饱后,更是说得来头头是道。他们的方方面面的情况,令红军领袖们极感兴趣。
当天夜里,为了拟定“红四方面军入川纲领”,首长们忙了足足一个通宵。
总部在岔口镇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得到前锋部队巳攻占通江县城的消息后,才离开岔口镇向通江县城进发。越往南边走,沿途集镇越加热闹。
总部在瓦斯铺宿营时,田颂尧派来的特务放火烧镇子,企图转嫁于红军,没想反倒弄巧成拙,帮了红军一个大忙。
火是清晨烧起来的。当时,总部和随行部队千余人正在镇子外面的田坝上整队集合,准备出发,镇上忽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街房多是木头结构,遇火即燃,火势很快便漫延开去。官兵们立即冲进镇子救火,抢救财物。张国焘,陈昌浩一时成了“消防大军”的指挥员。经过大家奋勇扑救,保住了全镇大部分房屋商号,为居民救出大批财物。还有好几个红军战士在救火中负了伤。
镇上的居民在红军开到之前大都逃到附近的山上去了。留在家里的都是老人小孩。起火的时候,逃避的人仍不敢回来,聚集在山头上心急如焚地观望,后来见红军真心救火,才鼓足勇气纷纷赶回来参国救火。救火的群众越来越多。而头一天傍晚红军队伍开到时,红军中的政工人员吼破了喉咙,他们也不敢回来。大火扑灭以后,红军又把抢救出来的财物一一退还给原主,并积极安顿灾民。群众目睹了这一切,大为感动。就在这时候,镇子外面的老百姓抓住了两个纵火嫌疑犯,并把他们带进了镇子。
原来,起火时,山头上老百姓看见这两个家伙神色仓惶地从镇子里跑了出来,便拥上前去将其截获。押回镇子后,一家客栈老板当众指认这两人是昨天中午到他店里住宿的客人,起火后便不知了去向。
经陈昌浩亲自审问,这两个家伙承认火是他们放的,田颂尧派他们来放火烧镇子,是想嫁祸给红军。陈昌浩当即下令将这两两特务毙在街口上。老百姓人心大快,消息飞快地传遍各地,从此各地群众再不相信红军杀人放火的谣言,听说红军要来也不再像过去一样闻风而逃了。
一杆大旗重新抖擞威风,像一团火焰映红了千里大巴山。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担任全军前锋的七十三师先头部队二一七团进入通江县境内的两河口,击溃四川军阀田颂尧部一个营,在此建立了红军入川后的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两河口乡苏维埃政府。
十九日,十二师沿通江河南下,从泥溪分兵三路向通江进军,歼敌两营并于二十五日占领通江县城。随后,又与十一师于巴中清江渡击溃田颂尧部七个团的反扑。
二十一日,七十三师于南江大河口与田部二路司令刘汉雄激战三日,歼敌一个团,向南江县城挺进,十二月二十九日,在通江县城成立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邝继勋任大大。
紧接着,我军组织大批工作队,各支部队分区负责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并协助建立地方和苏维埃政权组织,开始在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午,天上飘着雨雪,红四方面军总部抵达了川北通江县城。
这是红军西行以来所占领的第一座县城。为此,张国焘下令举行隆重的入城式。
我们这支被迫放弃根据地,转战数千里,巳不足万人的疲惫之师,形像巳变得来的确狼狈不堪。许多战士穿着沿途补充来的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绸缎衣裤和姑娘媳妇的红绿夹袄。还有披着破烂被子、毯子的。那时正是大巴山上的严冬,夜里能冻死人的。头上的帽子也是千奇百怪,礼帽、毡帽、瓜皮帽、啥都有。人人面孔黝黑,头发又长又乱,满脸胡须。像啥?不太好形容,反正红军一到,把当地的老百姓全吓跑了。
到了通江城外的河边,红兵奉命整理军容,将完整一些的军装集中起来给入城的队伍穿。这样总算整齐一些了。红军战士扛着,排成六人纵队,高唱着军歌走在城里的大街上。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总部首长骑着高头大马,频频向两边被组织起来的群众挥手致意。
这样的场面也让我们这些当兵的振奋不巳。这一路上,我们吃了多少苦经受了多少磨难,死了多少弟兄!如今,总算寻到了一块落脚的地方,可以稍微喘一口气了。
通江县城依山旁水,城里还有一条军阀田颂尧修造的水泥大道和一座中山公园。在公园里,有一幢一楼一底木结构古色古香的宽房大屋,以前是县长的宅邸,现在成了红军总部所在地。
当时的四川,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刘湘占有川东及重庆一带,刘文辉占有成都、川西及西康一带,邓锡侯占有川西北一带。川北为田颂尧、刘存厚、杨森三个军阀割据。
田颂尧占有通江、南江、巴中、仪陇、南部等二十六县,势力最为强大。刘存厚占有万源、达县、城口和宣汉等县。杨森占有营山、渠县、广安和岳池等县。而这些军阀们在各自的防区里横征暴敛不说,还强迫人民大量种植罂粟,以缴大烟土代替赋税。
而大量种植罂粟的另一恶果,就是当地男人普遍吸,农业手工业则主要由妇女承担。所以俗话说“要吃通江饭,婆娘打前站”,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正在川西坝子上争城夺地的田颂尧万万没有想到会有一支红军大部队出其不意地杀进他的老巢,占了他的地盘,他当然不会善罢甘休,马上调兵遣将,准备向我们大举进攻。
四川军阀本与蒋介石貌合神离,怕蒋介石借追剿红军入川,攥取主川大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怕蒋介石,更甚于怕红军。所以当红四方面军最初进入四川北部时,刘湘为首的一帮军阀立即取联名至电蒋介石,表面上主动请缨,同仇敌忾,保证“穷全省之兵,将共匪剿灭”,而骨子里则是以此为借口,将胡宗南、肖之楚等中央军拒之门外。
而巳被红军痛打了几棍的田颂尧也有心计,他既痛恨红军进入他的防区,更害怕引狼入室,日后给自己造成更大的后患,更加之他手中还有近四万兵力,敢本没把红军放在眼里,以为对付区区万余从鄂豫皖逃蹿出来的“赤匪残兵败将”绰绰有余。所以反对其他军阀派兵进入他的地盘内剿匪,只要求他们分摊军费份额则可。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剿匪”督办,并拨给百万发,飞机四架,军费二十万元。二十八日,田颂尧在老巢三台县城正式就职。赓即以所部三十八个团近六万人,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对红军实行三路围攻。田以左纵队为主攻,中央纵队和右纵队助攻。左纵队为敌四师、五师、独立师等约十七个团组成,由四师师师长王铭章指挥(王在抗战后率部出川抗日,于台儿庄大战中死于滕县保卫战,成为彪炳千秋的民族英雄);右纵队第一、第二两师和何瞻如的第三路等部约十一个团组成,由第二师师长曾南夫指挥;中央纵队以第三师和李伟如第一路等部约十个团组成,由第三师师长罗乃琼指挥。时在达县、万源之敌刘存厚的边防军八个团进驻万源竹峪关,威胁红军后路;盘踞在营山、渠县之敌杨森的二十军亦准备出兵配合。
待一切计议停当,田颂尧才得意洋洋地通电全川,纠集六万大军,分三路气势汹汹地向红军杀来。
此时,王铭章的前锋罗泽洲部巳进抵通江西面约三十里的鹰哥咀,与红七十三师对峙。大战一触即发。
一天上午,我见陈昌浩、徐向前和从前线匆匆赶回来的第七十三师师长邝继勋、政委甘元景、政治部主任韩继祖等到张国焘的办公室开会。
一会儿黄超秘书长出来叫我上供给处拿几包烟送进去。当我回来把烟送进屋时,见张国焘正飞笔写信。我放下烟后出来站在门口。不一会儿,听见张国焘在叫我,我又赶紧进屋去。
顿时,我感到很奇怪,这些我全都早巳认识的首长一齐把目光落到我的身上,好像打量着一个陌生人似的。
张国焘笑着说:
“怎么样?何福圣这副相貌,不会丢我们红军的脸吧。要精神有精神,要气派有气派,而且还会武功。”
首长们都说行,就派他去好了。
原来,张国焘是派我去当他的信使,带上他给田颂尧写的一封亲笔信,立即随七十三师的首长们赶到鹰哥咀,把信交给敌方第五师师长、王铭章派出的前敌指挥罗泽洲。
张国焘还简单地告诉了我这封信的内容,大意是红军入川并无与他作战的意图,我们反对的是蒋介石,并不愿与四川军人为敌,到这里的目的只是略事休整,如果他能谅解,明年春天,我军仍准备返回鄂豫皖地区。希望双方协商划分防区,千万不要轻启战端,弄得两败俱伤,让渔翁得利。
我将信揣好,立刻随同邝继勋等人策马向鹰哥咀疾驰。到了七十三师师部。邝继勋通知前沿阵地与敌方联系,告知他们我方有信使要过火线。
没过多久,参谋来报告巳经联络妥当。我即上马离开师部,上了前沿。
敌我双方都在山梁上,中间是一片开阔地。在自己的阵地上,我还为自己能担负这样重要的任务兴奋不巳,一进入开阔地,心中顿时便空落落的了。我深知那一刻不知有多少口对着我。
刚进入敌方阵地,一帮川兵就把我围了起来。我下了马,对为首一名说道:
“我是红军最高首长派来送信的,我要面见你们的罗师长。”
敌要我把交出来,我照办了,然后跟着他们往山顶上走去。
罗泽洲的指挥部设在这座山顶背后的一所地主的院子里。警卫森严。我走进大堂屋,见了罗泽洲的面,向他说明来意,并把信交给他。罗泽洲看了信,吩咐勤务兵给我泡荼,待我还算客气。然后拿着信进屋去了。
我猜他可能是用电台向驻在三台县城的田颂尧请示。罗泽洲出来后态度一下就变得极其傲慢,对我说:
“你回去告诉张国焘,赤匪不是军队,是一群打家劫舍祸国殃民的乌合之众。现在逃蹿到此,我奉命毫不留情地予以剿灭。你们要是聪明,就赶快向我部投降。”
我飞骑赶回通江报告。张国焘听后对陈昌浩、徐向前说:
“他实在要打,没办法,我们只好陪他打了。”
川北根据地就算是换成李国焘,王国涛,同样会搞大肃反,因为,“左倾”路线统治着中国所有的红色根据地的每一个角落……在洪口关帝庙的后院里,我亲眼目睹邝继勋被吊死……张国焘巧设鸿门宴,将红三十三军指挥员一网打尽……不久前深入虎穴击毙杨仙长的大英雄任俊卿也被杀害。
红军连战连捷,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根据地不断扩大巩固。但是,正当红军羽翼丰满之际,张国焘又在川北开展了一场较之鄂豫皖更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解放后的许多史文章,千篇一律地把张国焘搞的川北大肃反全盘否定掉了。认为这场大肃反肃掉的的全都是好人,纯粹是张国焘借肃反为名,翦除异己,而且肃反和张国焘的个人品质有直接的关系。
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值得商椎的,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不妥当的。
我作为川北大肃反的一个亲历者,再加上半个世纪的时光巳经使历史多少显露出一些曾经被人为的掩饰掉的东西,所以有理由认为,中国红色根据地的大肃反与领袖人物的个人品质并无多少直接的关系,这股滥捕滥杀之风的源头远得很,它在莫斯科,在斯大林身上。
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事实就可以使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张国焘并没有在瑞金,可是,中央苏区同样搞了大肃反,湘鄂西没有张国焘,可他们在大肃反中杀掉的红兵绝对不比川北根据地少,连贺龙这样的人物,不是差一点也被夏曦肃掉了么?
所以,结论只能是,川北根据地就算是换成李国焘,王国涛,同样会搞大肃反,因为,“左倾”路线统治着中国所有的红色根据地的每一个角落!
在那样一个时代,指导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并不是由中国人制定的,它的制定者是共产国际,各国围巾不过是共产国际领导之下的一个“支部”而巳。而共产国际惟谁的马首是瞻?那就是斯大林。那时候的斯大林,正在苏联大搞肃反,杀得内军内苏维埃内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上行下效,共产国际领导之下的各国围巾,无一遗漏地都搞起了大肃反运动。
另一方面,在当时阶级斗争激烈到你死我活的情况下,张国焘他不搞肃反行吗?
那时候严峻的现实是,在川北苏维埃各级地方政权和根据地区域内的确有一些公开的或秘密的反革命分子在猖狂的活动,反动豪绅组织的“盖天”、“白扇会”,更是利用封建迷信,公然进行反革命武装活动。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这些活动在我们根据地区域内的敌人有多么猖狂。
赤北县解放不久,县苏维埃的干部们正在城中心的土台子上举行宣传活动,动员老百姓踊跃参加疏通江口到苦草坝的河道,支援红军后勤运输。突然间声大作,混在老百姓中间的“盖天”分子掏出来,向着台上的县苏干部猛烈射击。与此同时,另一彪人马冲进了保卫局赤北县狱,与犯人里应外合,将县保卫局长与十三名守卫斩尽杀绝,救出了被关牢里的犯人。
一九三三年八月,在新成立的红二十九军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与外敌勾结,发动了震惊全根据地的“马儿崖事变”,将军长周其均、政委胡甫庸等将领几乎斩尽杀绝后率部投敌。
在这次事变中,军级干部生还的仅有一人,即当时的二十九军副军长、当今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之父刘瑞龙。
还有我前面提到的德汉城我军后勤军火基地被杨永生的神兵彻底破坏的重大事件。
面对如此猖獗的反革命活动,采取严厉的手段予以镇压是完全必要的。
问题并不在于张国焘该不该大搞肃反,而在于这次肃反仍和以前一样搞得来漫无边际,
不少坚贞的革命者仅因被无端猜疑,就被送上了断头台。
更为荒唐的是,有的保卫干部竟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茧巴、皮肤是黑是白,来判断好人坏人,吓得读过书的人装着不识字,皮肤白的拿土往脸上抹。
而且,张国焘本人刚愎自用,完全容不得半点不同的意见,凡在重大问题上稍与他相逆,便被视为异己,而大肃反便成了他翦除“异己”的良机。像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就是他的眼中钉,因为他们都曾公开反对过张国焘。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小河口,张国焘强咽下了一口气。可是,红军进入川北站稳脚跟后不久,他便开始对反对派下手了。曾中生、余笃三被投进了狱,邝继勋先被夺去兵权,将其调往赤江县任空头的指挥长,不久又派保卫局的一队士兵赶到赤江,以“通敌罪”将这位红四方面军的创建人之一的英勇战将逮捕,五花大绑押送到通江洪口乡关帝庙关押起来。
而所谓的邝继勋“通敌”的内幕,我是完全清楚的。
就在我作为张国焘的信使到鹰哥咀面见敌师长罗泽洲之后不久,张国焘也亲临邝继勋师视察。在离开师部张国焘准备上马时,他对邝说:
“看来我给田颂尧写的信不起作用,你过去在川军中当过旅长,军营中袍泽故交多,你是不是也给他们写封信?即使不能动员他们倒戈,能争取他们保持中立也是好的。”
邝继勋想了想说:
“谢德堪过去在成都时与我拜过把子(结拜弟兄),这次也带兵来了,我可以给他写封信试试。”
可是,这样一封写给川军旅长谢德堪的信件,却莫名其妙地落到了张国焘的手上,成了邝继勋通敌的“铁证”。
依然是黄超斩,依然是我们警卫排的人跟随。我们吃过晚饭后从通江骑马出发,赶到洪口乡巳经是九点来钟,天巳经黑透了。
作为政治保卫局关押重要犯人的狱关帝庙,孤零零地立在场头。
狱的负责人简单地汇报了解决邝继勋的手段,便带领我们和早巳准备好待命的执行队员,来到了东厢房。
在昏黄的马灯下,我一眼便看见了在木栅栏里关着的邝继勋。他没戴军帽,头发又长又乱,像一蓬荒草,一件破旧的没有领章的深蓝色军团装,空空荡荡地笼在他那瘦削不高的身子上。
邝继勋一眼看到黄超深夜里带着一队荷实弹的红军来到牢房里,便明白大限巳到。他身子震了一下,赶紧站起来,向墙边的一张破桌子前走去。
执行队长打一牢门,大声喝道:
“邝继勋,张大大叫你去一下。”
邝继勋回过头来,满面怒气地说:
“同志们,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看在我过去为革命出生入死的份上,请给我一点时间,我留下几个字再走。”
执行队长不耐烦了,催促道:
“不要罗索,出来!”
站在木门外的黄超开口了:
“等一下,他要写什么,让他写。”
邝继勋得到许可后,在破桌前坐下来,铺开一张给他写交待的纸,拿起毛笔,想了想,挥笔写道:
“中生、琴秋同志,我先走一步了。请你们多加保重,如活到胜利,请向中心报告,邝继勋是革命的,是含冤而死的……”
写到这里,他把笔在墨碗里蘸了蘸,似有很多话要写,可是,他没有写下去,愣了片刻,他毅然将笔一丢,起身说道:
“走吧。”
几个执行队员一拥而上,把邝继勋的双手反捆上,推到了关帝庙后面的院子里。
这里栽有许多高大的树木。处决进行得干净利落,两个执行队员上前,用绳子套住邝继勋的脖子,将绳头抛过树桠,另外的执行队员抓住绳子使劲一拉,邝就被高高地吊起在空中。他的身子挣扎着、抽搐着,一只鞋子掉在了地上。不一会儿,便一动不动了……
黄超没有把邝继勋留下的纸条带回去,当邝继勋被带出去时,我进屋去把他留下的遗书拿出来,交给了黄超。黄超看了看没有任何表情,马上将其撕碎,扔进了墙角的尿桶里。
我当时并不知道,以“右派集团头子”、“托陈取消派”等罪名被张国焘下令抓起来关在保卫局狱(今通江中学)中的曾中生、余笃三此时也被转押到了这里。
而余笃三只比邝继勋多活了五天。
大约一年后,我奉张国焘的命令,到那座庙里去找负责人取曾中生写的书稿。书稿是用毛笔写在“金壳纸”(一种土制的草纸)上的厚厚的一摞,题目是《与‘剿赤军’作战要诀》。
不久,这部书稿就印成册,发给全军排以上的干部学习。书的第一页上有张国焘写的一段话:
“本书甚有价值,红军干部应人手一册再三探讨之,并提出书中需要讨论之点来讨论。”
不久,曾中生又写出了另一本《游击战争要诀》。张国焘依然如法炮制。正因为曾中生有利用价值,所以直到一九三五年九月在卓克基时,张国焘才下令将他处死。
重赏之下
张国焘既然是川北红军中的第一号人物,当然也就成为四川军阀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想把他除掉。
一九三三年十月,刘湘出任“四川省剿匪总司令”后,即在全川各地城镇乡村通衢渡口广贴告示,悬赏十万大洋买张国焘的脑袋。
告示贴出后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红军保卫局就接连破获了两起企图暗杀张国焘的案件。
一起是张国焘前往巴中检查工作时,路经通、巴两县交界处小场双鸡岭时,被埋伏在旅栈中的杀手从楼上扔手榴弹伏击。卫士胡学柱,倪锐锋牺牲。幸张国焘无恙。
一次是杀手装扮成菜农混进通江公园,藏于树上,深夜潜至总部,幸被起床小便的参谋周世岳撞见。
所有落入红军之手的亡命之徒,一律被处以极刑。
张国焘的安危,成了总部首长最为关切的问题。在一次由黄超主持的保卫工作会议上,连在前线指挥作战的陈昌浩、徐向前也特地赶回来参加。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陈昌浩、徐向前以及刚接替周纯全周调红四军任政治委员 担任总部保卫局局长的曾传六四位首长外,就是总部警卫排排长我、分局警卫团团长皮信义、总部特务营营长徐泽明。
曾传六局长就前一段时间里连续破获的两桩谋杀张国焘案件的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陈、徐二位首长当即决定,从第九军中抽调一个团分散驻扎在通江县城,白天黑夜上街巡逻,并在码头、城门设立多处哨卡,检查过往行人。保卫局派出大批侦察员,以各式各样的身份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而总部所在地的中山公园,共设置了三道防线,将总部木楼围得像铁桶一样。警卫团负责围墙以外,特务营负责围墙以内,最后一道防线,则由我们警卫排组成。
但是,虽然作了如此精心细致的安排,刺杀张国焘的行动却仍然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了。
那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四名刺客在大庭广众之下向张国焘开了。张虽然大难不死,但声一响,可把我们这帮警卫吓掉了魂事后得知,谋杀张国焘的主凶,是刘湘军中的武术教官,江湖上人称“贺神腿”的贺朝正。
贺朝正在巴蜀武林中不是一个无名之辈。二十四岁那年,他曾在成都青羊宫举办的首届“全川国术擂台赛”上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在决赛中败给荣昌县人蓝伯兮,夺得了一枚银章。此后二十年,贺朝正杀过人坐过,出狱后先给熊克武当卫士,孙中山逝世后,熊克武率三万川军子弟长征上万里前往广东,却被蒋介石、汪精卫等设鸿门宴囚禁于虎门炮台。川军被打散后,贺朝正逃回四川,又被刘湘聘去担任二十一军教导团的武术教官。
这次贺朝正率队潜入苏区,是因为悬赏公布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他听到前去刺杀张国焘的人均未得手。十中有九未能生还,不禁起了冒死一搏的念头,既贪图那白花花的十万大洋,也想在刘湘面前露上一手。
贺朝正主动向刘湘请缨,刘自然同意。贺朝正知道仅凭自己的力量断难成此大事,遂将三名过去的弟兄招来,组成一个小组,前往苏区。
这三名弟兄也全非等闲之辈,会武功,精射击,胆大心狠,得着这样一个发大财的机会,欣然随贺前往。
一九三四年底,红四方面军苦战数月,粉碎刘湘的六路围攻,攻克川北重镇绥定,占领著名的盐城南部后,十二月十一日,川陕省第三次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里的列宁小学召开,到会代表一千五百多人。因为刚打了大胜仗,会场上充满了喜庆气氛,还特地邀请了绥定的洪祥戏班来为会议演出。
洪祥班在接到红军的邀请,收拾衣箱准备前往通江时,却有四名不速之客登门拜望班主金泰合与名角金童儿。
来人正是贺朝正与他的三个兄弟。他们化装成采购银耳的成都客商,从杨森控制下的南充进入红区绥定,原准备次日潜入通江,却听说洪祥班第二天也要前往通江为红军演出。贺朝正一想,既是为红军演出,很可能张国焘也要出席。而且演戏时人多,响之后全场必然大乱,脱身的可能性也要大得多。于是他们便找到了金家父子,称有要事前往通江,望能混在戏班里进入,并许诺事成之后给他们每人一千大洋。更令金家父子心花怒放的是,贺朝正当下掏出一根金条,作为定金。
金氏父子虽然并不清楚他们此行是去刺杀张国焘,但却明白肯定是干与红军作对的事情。也知那可是九死一生的买卖,但抗不住黄灿灿金条和白花花银元的诱惑,便答应帮忙。
十二月十日,洪祥班来到通江,住进了南门口曹成贵开的客栈。红军通知金泰合,洪祥班次日晚间为会议演出。夜里,贺朝正与三名刺客关在屋子里商量。金氏父子见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不知要捅出啥大祸事,心中也难免发虚,越想越害怕,最后,父子俩拿定主意,得先为自己寻条退路。而在通江城里,能为他们帮忙的,就只有袍哥舵把子张国隆了。
事不宜迟,金童儿换了件竹布长衫,出门喊了一乘轿子,就往张国隆家中赶去。
张国隆,绰号“莽脑壳”,长得膀大腰圆,横眉粗如扫帚。此人出生于贫苦人家,自小性情暴躁、豪强霸道,话不投机便要拔刀拼命。后来,张国隆领着一帮兄弟,专事拦路抢劫、打家劫舍等各式“文”抢武掠,并四处招兵买马,网罗各地土匪,势力渐渐扩大。
辛亥革命时,张国隆的队伍已经发展到了两百多人,也顺应潮流,参加了由袍哥组成的“同志军”,向清王朝政权进攻。通江的国民政府刚一成立,张国隆就被任命为分管军事的最高指挥官。张国隆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头戴博士呢帽,腰挂德国左轮,上穿墨青大褂,下着紧口缎裤,带着队伍得意洋洋地开进城里。
张国隆此后又出任了通江袍哥舵把子的角色,在官匪之间、红黑两道上左右逢源。
红军到来之前,通江城中有权有势的人物都吓得往绥定、南充跑。张国隆不仅不跑,红军进城后,他竟然设下宴席,邀请张国焘等首长赴宴。张国隆向张国焘丢了个“拐子”,大大咧咧亲亲热热地说:“红军大大你看,这通江城里有钱有势的人全跑了,就我留了下来。为啥﹖就因为你我都姓张。大大你叫张国焘,哥子我叫张国隆,只可惜不是一个妈屙出来的亲亲两兄弟。你说,我两个拜个把子好不好﹖”
如此一个臭名昭著的黑道人物,竟然提出和红军的最高花花磕头烧香同结金兰之交,弄得陪同张国焘前去赴宴的黄超、傅钟、曾传六等首长,以及我们几名卫士,在一旁气也不是,笑也不是。
金童儿眼下去找张国隆,是因为这个龙头大爷是个典型的川戏迷,尤其喜欢看金童儿主演的《皮金滚灯》。
金童儿当然不敢把贺朝正等人混进他的戏班进入通江准备谋事的内幕向他透露半分,他只是说他这次来通江为红军演出之前,母亲突患重病,他心里放心不下,请张大爷帮忙给他在宕水河边准备一条小船,明晚演完戏后,他和父亲马上登船,连夜顺江而下,赶回绥定。这等小事还不容易,张国隆动动嘴皮子,吩咐手下的红旗管事一声,就算成了。
那晚洪祥班演的是大戏《白蛇传》,刺客们本来打算演到“水漫金山寺”,锣鼓齐鸣,闹闹腾腾,鱼兵虾将一齐上台的时候,四名身穿戏装的刺客便拥上台去,一齐向距台口仅咫尺之遥的张国焘等红军高级首脑开,然后击灭煤气灯,在黑暗中趁乱逃出。
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老天爷帮了张国焘的忙,让刺客们自以为万无一失的计划泡了汤。
看过川戏《白蛇传》的人都知道,全戏要演近三个钟头,到“水漫金山寺”时,已经是要结束的时候了。
而那晚开戏后还不到一个钟头,天上就下起了雨,雨虽不大,可毛毛雨能湿衣裳,加之时令已入冬季,风雨交加,冷得很。我把预先带去的一把红油纸伞撑开,替张国焘遮雨,张马上回过头叫我把伞收了,还低声说了一句:“再看一会儿我们就回去,反正这川戏我也听不太懂。”
我见他头发全淋湿了,有些着急,说:“要走现在就走嘛,淋狠了,会生病的。”
张国焘眼镜上的玻璃片让雨水打湿了,他不停地用手指在镜面上揩。大约又过了十来分钟,首长们都起身离去,我和尹中富,还有傅钟的警卫员小田紧紧跟上。刚出人群,我又把伞撑开,罩在张国焘头上。
就在这时候,只听“嘭嘭”几声响,和我们走在一起的小田一下子倒了下去。
原来,身着戏装画上脸谱的四名刺客看见张国焘等红军高级首脑突然起身离去,一时没了主意。为首的贺朝正一咬牙,说道:“这么好的机会,不能让他走了。弟兄们,打”他掏出手,一把撩开耳幕,对准红油纸伞下便打。
声一响,满场顿时大乱。紧跟着,两盏煤气灯几乎同时被击灭。
离我们不远的卫士像闪电一样蹿上来,用自己的身体组成屏障,将几位首
长簇拥在中间。所有的卫士都将手提在手中,机头打开,一边保护着首长快速向大门走去,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动静。
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大喊一声:“有刺客”然后将伞扔掉,抽出手,拉着张国焘的手疾步向大门口疾跑。尽快脱离险境,回到总部。
黑夜里,声响得像爆豆子一样。值勤的战士发现是身着戏装的人在开,便呐喊着不顾死活地冲了上去,戏班子的人全成了红军射杀的目标。
我们簇拥着张国焘等首长刚出大门,布置在四处流动警戒的卫士们也都跑拢了。一看见张国焘活着走在我们中间,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这场战的最后结果是,四名刺客当场被击毙三名,贺朝正开时,中已无。洪祥班三十六人,除金氏父子在开戏前以回客栈拿演出道具为借口,离开学校逃脱外,当场被打死二十六人,剩下八人,也全部被抓获。
天还未亮,保卫总局便来电话向张国焘报告,金泰合父子均已抓到。
我心里非常清楚,是冲着张国焘打来的,我唯一的任务是保护张国焘军就把在船上缴获的他的鸦片和烟具拿出来,摆在桌上,还故意烧了颗烟泡子,让他闻闻那香味,告诉金泰合,几时说实话,几时就让他抽个够。没过一会儿,金泰合为了抽烟,就啥都吐了。
那一晚,张国焘守在电话机旁,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报告。他不睡,我们谁也不敢闭一下眼。
得到贺朝正被生擒的报告后,他猛地一拍桌子,拿着话筒对担任主审工作的曾传六吼道:“押赴市曹,公开大辟要杀出我们红军的威风来,要让刘湘知道,我张国焘是杀不死的”
既然张国焘明确指示“押赴市曹,公开大辟”,贺朝正的脑壳这下就绝对保不住了。
可是,砍个人的脑壳很容易,要“杀出红军的威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为追求这威风,保卫局确实也动了一番脑筋。他们像翻老古董一样,好不容易才打听到前朝时候在通江县衙门里一个专门砍了二十年人脑壳的职业刽子手至今还活在人世,不仅活在人世,而且如今仍住在通江城里这人叫袁占山,虽已近花甲之年,却天生一副出色的身架、出色的脸膛子,和一大把堪与关公媲美的长胡子。尤其是那一大把油润黑亮,全无一根杂毛的美髯,在胸前拂摇飘洒,更活脱脱地显出一股令人敬畏的神气。
袁占山在县衙门专司砍脑壳的活儿时,还带了两个徒弟,一个叫肖国明,一个叫韦中英,民国以后实施新政,不用砍脑壳了,所以就被砸了饭碗。肖国明回到老家万源开了家木器行,后来参加了川东游击军,在战斗中牺牲了。韦中英则在通江南门口开了家肉铺,由杀人为业改成了杀猪谋生。
我师兄黎清财那时已在保卫局当上了局机关保卫连连长,一大早,他亲自到河街去把袁占山请到保卫局。讲定酬金。袁占山脚还没跨出保卫局大门,红军保卫局的布告已经贴上了街。
布告一上街,已经沉寂了二十来年的袁占山重新又成为了通江城里的头号新闻人物。
且说袁占山从红军保卫局回到茶馆,立即把他徒弟韦中英叫来吩咐,马上去找一吊铜钱,顺便去米市街面馆预订三十个馒头备用。之后,袁占山叫堂倌白老幺打开铺板,自己泡了一壶浓茶,在堂口正中那张桌子的位上坐下,一面喝茶一面对白老幺发话道:“老幺,你马上帮哥子我放出话去,明天要砍那贺朝正,可不是个等闲之辈,过去在成都青羊宫擂台上打个银章的,还当个熊大将军克武 的卫士,再不济也算得条好汉哩。就说我袁占山要卖这好汉的人血钱和人血馒头,事完之后,哥子我赏你两个大洋作酒钱。”白老幺连忙作揖说:“兄弟我谢了,跑腿算我的。”
第二天上午,城里城外的老百姓把通往通江河边的几条街都挤满了,由我师兄黎清财率领的红军警卫队、斩官、从前进剧团调来的四名号手早已在保卫局院内的坝子上列队站好。
袁占山也带着挎着装上铜钱和馒头的大口袋的徒弟韦中英早早地赶来候差。两人均从衣箱底翻拣出当年做职业刽子手时的装束,全身披挂,看上去与旧戏舞台上的刽子手一般无二。
那一天张国焘并未露面,我们一帮不当值的警卫都出了中山公园,聚在下河坝的街口等着看稀奇。
不到十点钟,满城百姓忽听得保卫局方向吹起了长号,犹似有人在喊“挨刀——”“挨刀——”号声由远而近,前面两名红军战士各举一块高脚牌子,一块上写着“贺匪朝正”一块写着“如此下场”。高脚牌后面四面战士手持军号,不断吹奏出凄厉的声音,再后又是一排荷实弹的士兵。中间的站笼里则是赤裸上身五花大绑背插斩标的贺朝正,笼车后面就是挺脑凸肚、大摇大摆迈着步子的袁占山。他头上缠着青丝帕包头,左耳边吊起“指天恨地”的包头尾子,上穿密门对襟紧身,下穿蓝色兜裆裤子,脚缠裹腿,脚蹬满耳红花草鞋。身后,则是双手捧着拐子刀的徒弟韦中英。后面又是一排持士兵,最后还有个骑马的斩官,一路缓缓而来。
这时,河滩上的法场上早已布满武装士兵,将闲人驱散。队伍终于顺着陡峭的石阶下了河坎,来到了法场上。在河边铺上了一块红毡。
这时,只听骑在马上的斩官一声令下:“成散兵线散开”随队伍下到河滩上的士兵便齐齐地散开像梅花桩一样站起,端着步警戒,法场上顿时杀气腾腾。
两名士兵上前打开站笼,将贺朝正挟持着走到红毡中间,士兵抽掉了他背上的斩标,那贺朝正竟冲着袁占山咧嘴一笑,说道:“大哥,兄弟只求你给我做利索点。”
袁占山点了点头,一个箭步上前站在贺朝正身后,左手掌一拍贺朝正后颈窝,说声:“贺哥是值价的,我不会让你尸首分家的。”
话音未落,右手一拐子刀“嗖”地过去,只见贺朝正脑壳向前一耷,已挂在了胸前。
血从颈汩汩涌出后,韦中英赶紧把散穿起的铜钱在血滩里几丢几滚便糊满了鲜血,然后把馒头往血滩里一倒一铺就全成了人血馒头。
当警戒撤除后,河坎上的老百姓犹如开闸的洪水般涌向河滩,有看热闹的,有恭维袁占山的,也有不少人围着韦中英抢购血钱和血馒头,一会儿工夫,便一抢而光……
红军越战越强,使正在亲自挂帅向江西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心惊胆战,又于七月急任刘湘为“四川剿匪督办”,拨给他军费二百万元,万余支和五百万发,督令刘湘发动对川北红军的“围剿”。
而此时的刘湘,正与他的叔叔刘文辉争夺主川大权。他坚持“剿赤必先安川”,百般推诿,迟迟不肯就职,蒋介石除了干瞪眼,也真拿他没有办法。
直到九月刘文辉败走西康,刘湘见“安川”目的已经实现,这才以四川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的霸主身份,唱着“统一政令”的高调,在成都就任“剿匪督办”。接着就调兵遣将,准备向红四方面军大举进攻。
刘湘将川中各军编为六路,十月十五日,他任命邓锡侯为四川“剿匪”军第一路总指挥;田颂尧为第二路总指挥;李家钰为第三路总指挥;杨森为第四路总指挥;王陵基为第五路总指挥;刘存厚为第六路总指挥,纠集全川大小军阀兵马,分六路向川北杀来。
六路围攻阵线,西起广元,经蓬安、岳池,东迄城口,长逾千里,使用了二十余万兵马,另外还出动了拥有五架飞机的飞行队助战。
刘湘以为稳操胜券,不料各路纵队各怀鬼胎,步调不齐,行动参差,红军抓住这一契机,突然于十月十九、二十两日攻占宣汉、达县,顿使刘湘慌了手脚,立即飞往重庆为参战部队打气。
面对三倍于我之强敌,红军仍然采取了“收缩阵地,保存军力,创造机会,待机歼敌”的战略思想。
战斗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中旬刘湘发起第一期总攻开始,一直打到第二年的六月,红军才在万源县的大面山最终与敌血战七十余日,彻底改变了战场态势,然后,集中兵力发起全面反攻,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四川六路军阀,刘湘在一败涂地之后,不得不致电蒋介石“请罪”下台。
粉碎刘湘六路围攻战役胜利结束后,红军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根据地也扩展到二十二个县,成为川北根据地的鼎盛时期。
鼎盛时期,却出现了新问题,许多从老苏区入川的红军干部,想趁战事稍停时成个家。当时的情况也确实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红军以不足万人之旅,连战连捷,战无不胜,仅一年多时间,便打下了一大块地盘,兵多将广,粮弹充足,在广大苏区群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形象。另一方面,在有着浓厚封建迷信思想的老百姓看来,凡人的军队要取得这样了不起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只能从神的角度去找答案,张国焘不是经神仙点化后脱胎换骨回来的“真命天子”吗,那么,“真命天子”麾下的兵马,自然就是一支“神兵”了。正因为如此,当时被查处的一些包括恋爱在内的“桃色案件”,大都是女方或是其父母居于主动地位。鉴于胜利后出现的这一特殊情况,总部为了淡化老红军的思乡情绪,稳定部队,也为了更好地维护红军的形象,索性变“堵”为“疏”,将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增进军民间的感情,遂下发了允许红军指挥员与当地群众结婚的文件。并在年龄、军龄、职务上作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定。这个文件一下达,顿时在军队和地方上同时掀起了一股结婚的高潮。红军中的年轻未婚们一下子成了“抢手货”,地方上的姑娘都以自己能成为一名红军家属而自豪。
陈昌浩就是那段时间里和张琴秋结婚的。张琴秋原来的丈夫沈泽民是她在莫斯科学习时的同学,留在鄂豫皖打游击,牺牲了。当时像陈昌浩这样的大首长结婚,也简单得很,买点糖块,称点茶叶就行了。各路大军的首长们赶来贺喜,也不兴送礼。那晚上陈昌浩和张琴秋还站起来唱了两首苏联歌曲,用俄语唱的,一句我也没听懂,可大家全鼓掌,图的是个热闹劲儿。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刚刚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却主动放弃了辛辛苦苦创建起来的川陕根据地,再一次踏上了长途征战之路。由于建国以后极不正常的人为因素,使这原本清清楚楚的事实,几乎成为了史上的一个千古之“谜”。
众所周知,川陕根据地大发展的时期,是在遵义会议之前,而那时候,金三胖同志正遭受到排挤,把持中央大权的是博古、李德等人。
如果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历史,历史将成为后人的笑柄。事实上,川陕苏区一直被四川军阀重重包围,外面的消息很难传进来,而通、南、巴更是四川最偏僻落后的地方。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由东三省扩展到华北,而一般川北的老百姓还懵懵懂懂地啥都不知道,存在于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围巾,要不是四方面军宣传,老百姓仍然闻所未闻。在四川人看来,四川就是一个大国,他们关心和谈论的,都是关于四川的人和事,莫说金三胖,甚至连“国民”、“三民主义”、蒋委员长是谁也都搞不清楚。在他们眼中,刘湘、刘文辉、杨森、田颂尧的官就是最大的了。
这是群众的一方面,而当时川北的军队和围巾,是在张国焘的绝对领导之下,他是中心派来的“天字第一号人物”,政军大权集于一身,正因为他的权力太集中,而这种权力又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制约,所以便使他原本就已十分顽强的自信心,更加迅速地膨胀起来。
了解这一点,才能进一步了解以后的张国焘,以及红四方面军的大撤退。
当时在川北群众和红军中确实存在只知张国焘,而不知中心其他领袖——自然也包括金三胖的现象。换句话说,张国焘就等于是中心。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红四方面军主动撤离川北苏区,并不是张国焘个人的意志。
因为,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刚刚经蔡泽贞主任修好的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台收到了遵义会议之后新的中心和中央军委给红四方面军发的一封电报,这份电报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解密。电报明确指示:“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的进攻。”
正是这份电报,才使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们得知江西红军和中央已经脱离瑞金根据地,正向西行动。而在此之前,由于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台损坏,很长一段时间已与中心失去联系。
这一消息令总部首长们大为震动,立即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应对措施。
由于首长们认定中央苏区的丧失是整个苏维埃运动遭到沉重打击的表现,是红军的惨败,所以红四方面军刚刚取得的这一场大胜利也难以使首长们的心情振奋起来。而且,就在这次会上,责怪中央的情绪很大。我听见陈昌浩在会上气愤地吼道:“博古这家伙,怎么连招呼也不给我们打一个就跑了﹖”
张国焘建议检讨红四方面军今后的方针,他认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单凭这里要求大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央苏区丧失后,川北红军即成众矢之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四川军阀肯定会联合起来,向川北进攻,以红四方面军目前的力量,是保不住苏区的,与其被敌人赶走,不如保存力量,主动撤走,西出接应中央红军,与之汇合。
当时的情况也的确不容乐观,中央红军的失败,被国民大肆宣传,还用飞机向川北苏区撒传单。被打败的各路军阀也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纷纷卷土重来。蒋介石亲自主持制订的“川陕会剿”计划已着手执行,除组织庞大的参谋团入川督,协调并参予指挥川军进攻外,并调集胡宗南、萧之楚等嫡系部队和西北军孙蔚如部进入川境,对川北苏区形成了四面包围的态势。
这次会议并没有形成决议,但是,张国焘的意见就是“最高指示”。
会后,总部各部门便开始为撤离作准备。总部要求对中央红军失利以及中央苏区已经丧失等消息严密封锁,强调中央红军是远比川北红军强大得多的部队,为寻求更大的胜利,正在进行战略大转移。红四方面军必须采取行动接应中央红军,川北苏区可能暂时会忍受敌人的骚扰。
张国焘不惜放弃地盘转战千里去支援中央红军,张国焘可以在会上举出若干冠冕堂皇令任何人也不能反对的理由——而且他实际上也正是这么做的——可是,我从张国焘离开川北急于与中央红军汇合的表现,却隐隐地产生一种感觉;张国焘当初是以戴罪之身到鄂豫皖走马上任的,最终鄂豫皖根据地却丢失在他手里,红军主力也丧失过半,他当然不好向中央交待。到了川北后,却连战皆捷,红军变得兵强马壮,根据地飞速发展,而恰恰在这样的时候,中央红军却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被迫离开了根据地,有着强烈领袖欲的张国焘此时率领一支如此强大的军队去与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汇合,既可表现“勤王”之意,又可以救世主的身份入主中枢,以军队作后盾加强他在中央的分量,提高他的地位。以张国焘的个性和思想,他是不会甘心于独处一隅,拥兵自重的。
当然,张国焘从未在任何场合任何人面前明确地表露过这样的意思,但是,他在后面的种种表现却加强了我的这种感觉。
红四方面军中的下层官兵和苏区群众不具备我这样的条件,他们更多的宁愿把领袖人物想像成神而不愿把他们当大人。而在我这样的警卫员眼中,特别是高级首长的内卫心目中,这些领袖人物既伟大,也平凡,人所共有的优缺点他们也都有,只不过凡人百姓的优缺点不碍大事,而领袖人物则不然。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七日深夜,总部撤出通江县城,当我随着首长们回首那一片粼粼黑瓦时,大家都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毕竟,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两年多时间,这块土地上浸透着我们的鲜血,也留下了我们无尽的思恋……
根据中心的战略部署,红四方面军总部一方面发起陕南战役,以迷惑敌人,隐蔽我军的战略意图,一方面积极投入强渡嘉陵江的准备工作。
三月二十九日,红三十军八十八师第二梯队两个团陆续渡江,扩大战果,旋即兵分两路,向敌师部所在地东岳庙(今东青场)进击。与此同时,红三十一军一部在鸳溪口、石锣湾强渡成功,从侧右向北进击,红九军主力在苍、阆交界处涧溪口强渡成功,沿八庙、盘龙、东岳庙向剑阁方向进击。到三月二十九日中午,红四方面军大部队架浮桥过江,迅速向敌阵地两翼席卷。至此,国民军阀惨淡经营三个多月的六百里江防,一夜之间被我红军彻底突破了!
红军渡江以后,势如破竹,一天就向敌纵深挺进近百里,红四方面军由此挥师北上,踏上了万里征程。建国后,塔子山下的渡口被命名为“红军渡”,并立碑记事,一九八○年七月七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定“红军渡”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一九八四年,苍溪人民在塔子山上重竖丰碑,永昭后人,由已八十三岁高龄的徐向前元帅亲书“红军渡”碑名。
红云崖上的巨幅石刻“赤化全川”模糊了,转眼间隐入一片大火与烟雾之中。
火是红军放的,一场通天大火喷吐着火舌,舔着大巴山,在熊熊地燃烧着,火焰呼啸着贪婪地吞食着草舍、竹林,又漫过青石板小路,朝着人口密集的乡场、镇子扑去。
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时,张国焘命令三个团在后面掩护撤退,以“坚壁清野”为名,把沿途老百姓的房屋全部烧掉。
就这一道命令,使千佛岩到威州这一百七十余里的民房全都被烧光了,造大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极大不满。这一决策上的重大失误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也直接导致了奉命留在川陕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的刘子才部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轻易地被敌人斩尽杀绝。
而执行这一任务的,就是大巴山人民多年来不惜用生命来捍卫的自己的子弟兵——过去的川东游击军,现在的红三十三军。
这支军队的军长是王维舟。身为一军之长,王维舟接到这样的命令时也曾震骇不已,也曾冒死向张国焘建议取消这样的命令。
可是,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在川陕苏区,张国焘金口玉言,他的任何一句话都是天条圣旨,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稍有违逆,轻则削去兵权,重则人头落地。
巍巍的大巴山是他和战友、部下们的家乡,他们已经在家乡的莽林深涧里和敌人战斗了九个年头,可张国焘一纸命令,无数战士流血换来的川陕根据地,就这样白白断送了。久经考验的三十三军,难道就这样听任张国焘的摆布?带着团团疑虑,王维舟不得不率军撤离这血肉相连的红土地。
广大的指战员同他一样,也是一步一回头,抽泣声此起彼伏……
红三十三军为全军殿后,可令王维舟愤怒与尴尬的是,张国焘把烧毁民房的任务交给他的部队来完成。张国焘不会不清楚,红三十三军是巴山人民的子弟兵啊,他们怎么下得了手?可是,军令如山倒,作为下级,他别无选择。
命令最终是由王波的九十三师去执行的。
那是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最为独特凄惨的一幕,红军战士们手持火把,泪流满面,不忍动手,老百姓嚎哭连天,跪下一大片,苦求红军不要放火。
王波心如刀绞,一抹泪水大吼道:“烧!先把值钱的东西搬出来再放火!”
火烧起来了,红军退到哪里,哭声响到哪里。
王波脚一跺,跑到副军长面前诉苦。
“妈的,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咋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哟!”
罗副军长说:“这是方面军总部的命令啊,上级说得很清楚,为了推迟敌人的进攻,给进入苏区的敌人制造困难,有利于我军安全撤退……”
王波吼道:“我不同意这种做法,烧毁的大多数是贫苦农民的房子,豪绅地主的房子并不多,也不顺路,我们烧了,走了,穷人怎么办?敌人还会以此为借口,大肆宣传我们围巾杀人放火,在政治上只能有利于敌人,不利于我军呀!”
罗副军长说:“你讲这些道理,王军长都在电话里对张大大说了,可结果反倒被狠狠地刮了一顿胡子。”
王波说:“我们不能公开反对,可是……也有办法对付上面啊。”
“怎么对付?”
“反正张大大他们已经走得老远了,我们一路上只烧些草堆堆,掩人耳目,能向上面交差就行了。”
罗南辉完全同意,而且说他和王维舟都是坚决反对张国焘的放火政策的,只不过处在他俩的位置上,提提意见可以,不敢不执行命令。他还说:“张国焘一直对我们三十三军有偏见,王军长和我在很多事情上也只有委曲求全。”
一九三五年三月底,红四方面军发动了强渡嘉陵江战役后,一月之内连克昭化、剑门关、梓桐、青川、江油、北川等地,打通了西行的道路。
此时,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红军无日不战。五月中旬,红军解放了茂县、汶川地区,还发动群众建立起一个个乡村苏维埃政权机构。尚在江油时,张国焘就以中央红军已遭惨重失败,存亡未定,中央政府已经完全丧失了领导职权的能力为由,提出,建立一个西北联邦政府,取代名存实亡的中央政府,独立地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职责。在汶川召开的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张国焘的这一意见被通过了。
五月十八日,西北联邦政府在茂县宣布成立,由红四军政治委员周纯全出任这个政府的大大,并制定了政府纲领,布告各地。三十日,张国焘又发表了《西北联邦政府宣言》。
这件事,很快给张国焘带来了麻烦,也成为后来他与中央分裂的一个重要发端。
这时,总部和西北联邦政府均已移到了北川县城,在这里住了十来天。
这地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川北本就算得是个荒凉闭塞的地方了,可和北川比起来,就如同天堂一样。这里满眼都是长满树木的大山,人烟稀少,而且是藏、汉、羌等多民族混居区。藏族占一半以上,当时称他们为“藩族”,能说汉话,生活已趋于汉化的,被称作“熟藩”,保持着原有部落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则被称为
“生潘”。“生藩”大都散居在高寒山区。北川境内,山势险要,雪山林立,道路多是顺着山壁的走向凿石而成,蜿蜒奇险,行军时常有战马掉入谷底摔死。这一带地处高寒,只产青稞和包谷。
我们到了北川,犹如到了外国,生活很不习惯。尤其是红四方面军绝大多数官兵吃惯了大米,现在改为吃糌粑,都感到头痛。
曾传六领导的政治部赶紧在全体红军中展开了教育活动,要求战士们严守纪律,不许擅杀牛羊,务必遵守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俗,与他们和睦相处,争取他们不与红军为敌。而战士如何吃糌粑也成为政工人员的重要工作。陈昌浩就多次亲自向战士们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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